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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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仍然按照毛泽东的“跃进指标”去办，中国又会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到了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所说的“1600万吨”，只及毛泽东定下的指标“3000万吨”的一半！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增加两倍，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的。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1250万吨。
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最后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毛泽东仍在冒进，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陈云曾经对于若木说，高指标危害太大，如果还要大干快上，不碰壁不会回头的。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2。7亿吨左右增加到3。8亿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万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笔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笔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决议）一起，18日见报。
毛泽东
12月15日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意识到了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5万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因为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才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算钢铁细账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分五个方面算细账，先算矿石账。陈云说：
关于矿石：生产1吨铁需要3。5吨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去年采3460万吨）……
全年开采7000万吨铁矿石，由于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还要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轻易。但是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小型土法生产的是740万吨）的情况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
接着，陈云算焦炭账：
关于焦炭：炼1吨铁，平均需要1。5吨焦炭；炼1吨焦炭，平均需要1。5吨洗煤；1吨洗煤，平均需要2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
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3项合计3000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36座是机械化的，其中19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243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1700座，能够生产530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800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170万吨。
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应该看到，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包括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是不小的，即使能够如期建成，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2/3，其余1/3，即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他又从耐火材料的角度来细算：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料（黏土、矽石、镁矿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最后，他算运输账：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在算了以上五个账之后，陈云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这与毛泽东制定钢铁年产量指标的思维方式相对比，可看出截然不同：
毛泽东先是定下的“战略目标”，即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英国的钢铁年产量当时为2000万吨。先是说“15年”赶上，然后说“10年”、“7年”赶上，后来改为“3年”，最后变成“2年是可能的”。定下了这“2年”赶上，于是便要求中国的钢铁产量如此“跃进”，造成了无法实现的高指标。
陈云正相反，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脚踏实地计算中国现在的铁矿石年产量是多少，焦炭、耐火材料产量是多少，冶炼能力是多大，运输能力又是多大。所以，他算出来的钢铁指标是切实可行的。
一个是先定高指标，然后号召“全民总动员”去实现；
一个是先算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再定切合这一能力的指标。
在“大跃进”遭遇麻烦之后，毛泽东不能不承认，陈云的算法是对的。
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一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第24章 “调整大师”（1）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生病不出
在那“大跃进”年月，陈云病了。
陈云在1959年患了冠心病。
笔者在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时，请她详细谈及陈云的身体健康状况……
于若木说，陈云体质不好。于若木用8个字来形容陈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这是因为陈云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先天营养就不足。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不够，陈云主要靠吃米粉长大。这样，造成他的体质从小就差。
陈云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又得了新的感冒。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辆“木炭汽车”，开着开着就要出毛病。所以，他平常特别怕感冒，衣服总是比别人多穿。陈云幼年失去双亲，由外祖母抚养，外祖母非常疼爱这个外孙，经常给他用鸡蛋补养身体。由于天天吃鸡蛋，吃得他一吃鸡蛋就恶心，后来发展到一见鸡蛋就恶心，以至一想到鸡蛋就恶心。到了延安之后，由于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鸡蛋，他这才渐渐去除了对于鸡蛋的那种厌恶心理。
到了延安，陈云的生活比较稳定，条件也有了改善。不过，他仍很怕冷，到了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由于工作紧张，他抽烟比较多。那时，他的手指头都被香烟熏得呈褐黄色。
他的脸色也不好，苍白。
进了北京之后，生活变得安定。于若木向他反复宣传吸烟的害处，使陈云下决心戒烟。陈云意志力颇强，他下决心戒烟，也就戒掉了长期吸烟的习惯，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到了晚年，陈云曾说，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自从1952年戒了烟，又遵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吃“斯米当”，陈云很快就开始发胖，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比往日好得多。所谓“斯米当”，其实也就是稀奶油。这种“斯米当”很容易消化。每天早餐吃面包，抹“斯米当”和果酱，再喝杯牛奶。
这时，失眠困扰着陈云。因为长期戎马生涯，生活无定，而进入北京之后工作紧张，常常早班接中班，还要加夜班，他不得不长期服用安眠药，而安眠药毕竟有着副作用。
医生和于若木都曾劝他少用安眠药。他说，睡眠第一，吃饭第二，只有睡好才能吃好，才有精神工作。
1959年，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