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格--伏尔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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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五时代》同样不限于记述路易十五个人，而是着眼于说明一个时代的面貌。 虽然这部出版于路易十五在世时的著作少了他惯常有的抨击时政的特色，而且时有阿谀之词，但是他的批判锋芒仍然掩不住。 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这个时代司法黑暗的揭露上。 他指出：在法兰西，许多残酷和荒谬的刑法照样有效。 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全部废除刑讯，只有罗马暴君萨拉才采用没收财产的制度，但刑讯和没收财产的制度在现在的法国还继续保留着。 他愤怒抨击法国的法官甚至仍然还可以从以色列国王的暴政中找到法律判例。 纵使有些法官的辩护已证明某人无罪，多数法官却依然能把无罪的人判以死刑。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则着重阐述了彼得改革的进步意义，表达了理性必将战胜迷信的信念。伏尔泰在他的所有史学著作中都实现着哲学和历史学的结合。 作为这种结合的一个突出成就，是他得以把历史设想为过程。 仅此一点，就是对后来一些人把１８世纪说成一个“非历史”的世纪的否证。 在伏尔泰之后的１８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以他为楷模，法国的杜尔哥、孔多塞、英国的吉本都有意识地以哲学眼光来写历史。 而伏尔泰通过写历史去揭示人的精神发展、揭示理性如何穿透由偏见和迷信布下的雾幛而向前推进，同时又借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来昭示后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是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史学流派的先驱。 伏尔泰还在他的所有史学著作中实现着史学和艺术的结合，抱着“写历史如写悲剧”的态度，以艺术大师的手法去记载过去人们的愚昧和妄行。 对此，狄德罗是这样看的：“其他的历史家叙述事实，只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你却是为了使我们从内心激起对说谎、愚昧、虚伪、迷信、宗教狂热和暴政的憎恨。“由于这一切，伏尔泰开了一代史学新风。
三、文学：伏尔泰手中最自由的武器
“参孙挥动刑斧之前，先有伏尔泰发出那锐利的笑声。”
出自海涅之口的这句名言，是对伏尔泰的文学创作的力量的一个精当评价。正如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不是纯粹写历史，而是负载着揭示人类心灵、揭示理性与迷信的斗争的任务；伏尔泰的文学也不是纯文学。 在理性与迷信、偏见的斗争中，在人权与暴政的斗争中，文学是伏尔泰手中最自由、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把哲学精神贯注于文学中，调动了诗、戏剧、小说等一切文学形式去绘出人间世相，去表达他的理想、去鞭挞一切丑类，去触及一切与人类有关的问题。伏尔泰面对的和他要对之挑战的，是拥有各式各样坏蛋并且要凭借坏蛋而得以肆虐的专横权力。 和这样一个对手是无法展开辩论的，讽刺和嘲笑就成了伏尔泰最有力的武器。他那些神出鬼没、无穷无尽、随口可出，冷不防就会落到哪位教士、贵族、王公、国王及其御用文人头上的讽刺诗和讽刺短文就是他的笑声的载体。 运用这种灵活方式，无论是教会的荣誉、自以为是的神父，还是信口雌黄的无聊作家，都逃不脱他的讥笑。 他调侃教会荣誉：“愚昧”收到了一只匣子这是“偏见”送给她的礼物。我亲爱的，可不许向“理智”乱说的那回事：教会的荣誉不是开玩笑的东西。——《题在装殓遗体的小匣子上》
他笑骂愚蠢牧师：
地窖里有几只小老鼠，急忙去赞美救世主：世界多好啊！一切多美啊！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一伙——这一点是很明白的。——《论人》
又对腹中空空、专门喜欢写大书的无聊文人发出滑稽的抱怨：竟然要“残酷地迫使我这样一个活人去阅读什么内容也没有的整整的九卷书”。
在伏尔泰手里，嘲笑是能够战胜一切的最有力武器，而且这武器使得他像对狄德罗传授经验时说的那样，可以对强敌“射出暗箭，又不露出双手”。赫尔岑也说伏尔泰的讥讽嘲笑摧毁力无穷，因为他的讥笑像闪电似的击中并灼伤他的敌人。 这样大的威力不仅是因为渗透于这种讥笑中令被笑者恼怒、胆寒的尖刻和锐利，还因为在他洋溢于笑声中、“使自己凌驾于逗人发笑的事物之上“
（《哲学辞典》，“笑”）的优越感面前，被笑者显得无比的卑微、琐屑和愚蠢。伏尔泰在文学上酷爱的是悲剧。 他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悲剧创作，还常常在自己的家庭剧院内亲自参加演出。 伏尔泰写悲剧，是他的趣味所在。 但他更是为了以悲剧为武器向专制政体和教会发起进攻。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他在２３岁时根据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改写的。 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勇敢高尚，富有智慧。 他刚一出生，就由于一道断言他日后注定要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被弃荒郊。 他竭力逃避这不幸的命运，却被命运一步步引向杀父娶母；他道破了天下最难解的谜，却猜不中自己的谜而葬送在对自己的迷误中，他拯救了忒拜城的人民，自己却受命运捉弄而落入灾难的渊底。 这个震撼人心灵的神话揭示了个人意志与不可知力量的冲突是人永远要面对的基本命运。 伏尔泰借用这个神话，否定了人间苦难是人的原罪造成的，控诉了神对高尚的人滥施淫威，恶意作弄人，制造人间悲剧。 他通过剧情发展，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神正阴险狠毒地把善良的人推入这个深渊。 在剧情发展的高潮，他让俄狄浦斯悲愤交加地发出抗议：“残忍的诸神，你们使我犯罪，而你们又因这些罪行来处死我啊！”
这个抗议揭穿了所谓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虚妄。 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和哲学理念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第二部著名悲剧是《查伊尔》。
它的故事背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耶路撒冷。 苏丹奥罗斯曼是个勇敢的军人和宽厚的执政者。 他与美丽的女俘虏查伊尔相爱了。 但查伊尔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与伊斯兰教的苏丹相爱是违背教规的。宗教成了他们之间感情的障碍，并且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查伊尔被杀和苏丹自杀。 伏尔泰通过这个剧本提出了启蒙思想家们极其重视的人类情感问题，控诉了宗教偏见对基本人类情感的扼杀。《穆罕默德》则是伏尔泰反对教权主义的力作。伏尔泰处于基督教教权控制下的法国，为了避开教会和政府的打击，他借用了穆罕默德来作为一切制度化宗教的教士代表。 他笔下的穆罕默德是个骗子、滑头、冒名顶替者和恶棍。 他好不容易逃脱了因卑鄙行为而被判的死刑，又狡猾地利用了民众的迷信和因无知而对上苍产生的信仰，煽动一些狂热崇拜者跟随他，甚至一些高尚而诚实的人也上他的当，成为宗教狂热的牺牲品。 剧中的睿智老人萨菲尔悲痛地说：
迷信顽固的残酷性蹂躏了最美好的心灵。
而那位“暴政的祖师爷”则以阴谋和血腥造就了他的地位。 他向人宣布：
谁思考——谁就不是信徒；唯唯诺诺的沉默，——这就是法律！
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借穆罕默德之口在说话。伏尔泰不仅写了大量悲剧，他也创作喜剧。 他的喜剧不像悲剧那样有着明确的启蒙目的，而是利用这种体裁给丑类们画像。 在他以喜剧笔法画的形形色色丑类中，很引人注目的是文人中那些为了在宫廷和教会的残汤剩菜中分得一杯羹的败类。 这些人对启蒙思想家进行围攻、诬蔑、告密、诽谤……，无所不为。 曾写过恶劣喜剧《哲学家们》攻击百科全书派的巴利索，还有文化鹰犬弗列隆都是这类人的典型。 伏尔泰自己就多次中过这些败类的暗箭，而他的还击则是永久性的。他为《百科全书》写了“文人”辞条，以后又在《哲学辞典》中写了“文学、文人或知识分子”条目。 这两个辞条都从特性、学养、社会功能、道德人格等方面把败类逐出“文人”之外。１７５７年为《百科全书》写的“文人”条目说：……人们不把“文人”的名称给予一个知识有限、只研究一种学问的人。……真正的文人，即使没法样样钻研，至少也要能够在这些不同领域之中涉猎一番。……在今天，……哲学精神仿佛构成了文人的特征；如果这种精神和高尚的兴趣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文人。……文人被摈弃于社会之外；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变作了社会必需的一部分。 他们中间许多人在他们的会话中所散播的深入化与纯化了的理智，多教育并醇化了国人……依赖了一种健全的哲学，他们的批评扫除了充塞于社会中的全部成见……一般来讲，他们比别的人有更多的独立精神……在这里，伏尔泰把知识广博、精神高尚而独立以及富有哲学素养作为文人的基本条件；扫除成见、推进理性则是文人应承担的社会职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接下来还把文人和“聪明人”作了区分：文人并不是人们所谓的“聪明人”：单是一个聪明人就意味着没有多大教育，没有多大学问，并不要求有任何哲学知识……一个聪明人很容易没资格被称为文人，而文人也可能不要求聪明人的风头。
事实上，那些多权术而无智慧、善于见风使舵而没有脊梁骨的卖身投靠者很可以算得上伏尔泰笔下所说的“聪明人”。
１７６５年写的“文学、文人或知识分子”则写出了真正的文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孤独、不被理解、被愚人和败类围攻：文人中最能为散布在人世间少数思想家服务的乃是孤独的文人，真正的学者自闭于研究室里，他们既不在大学里的讲座上滔滔辩论，也不在学院里吞吞吐吐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真正的学者，几乎人人遭受虐待。我们可怜的人类总是生就这样的。走热闹路的人，常向建议走新路的人抛石头。……向徐贝勒勃斯。 法特斯殿下进颂诗罢，为他的情妇撰情歌吧；您把一本地理著作写了题词献给他的看门的人就会好好地让你进门；——倘使你去开导人们，你就会被压得粉碎。一个文人最大的不幸，也许不是为同行所妒忌，不是成为捣蛋阴谋的牺牲品，不是为社会有势力者所轻视；却是遭受愚人们的批评。愚人们有时搞得很凶，尤其是当狂热和愚蠢的言行、愚蠢的言行和报复情绪相结合的时候。文人的不幸往往是毫无所持……全无援助；他像飞鱼：飞得高些，它就要为飞鸟所啄；潜游水中难免为大鱼所吞。
这两个辞条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公认见解中看到。 无论是在伏尔泰的辞条中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现代见解中，灵魂卑劣的御用文人都被取缔了资格。伏尔泰不光把这类人逐出文人之外，还运用喜剧创作把这类人钉在耻辱柱上。 对于暴政来说，最不幸、最无奈的是它所拥有的文化败类除了缺德，还多半无才。 弗列隆就是一个标本。此人一个鹰爪鼻，一张既聪明又呈现肉欲的嘴，一双机灵但不明亮的眼睛，脸部的线条很粗，淹没在脂肪中。 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诡谲微笑在上嘴角掠过，下唇却讨厌地略前翘着，使脸的下部具有一种近乎兽性的庸俗。 他没有科学头脑，也无哲学智慧。这样一个人竟自命为纯正思想的捍卫者，不自量力地充当起反对启蒙运动的首领，以他的《文学年鉴》同百科全书派较量。 他当然不是伏尔泰、狄德罗们的对手。 于是，他同时兼搞“地下斗争”，给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监马尔塞布写信密告：“狄德罗及其同伙在文学和风格方面是极危险的革新派……批评的矛头应主要指向他们。“
又指责整个《百科全书》是“骇人听闻”的作品。 好在马尔塞布是个开明人物，而且不喜欢弗列隆这种写信密告的作派，要不然，百科全书派又要有牢狱之灾了。 但密告不成又换诽谤。 他在《文学年鉴》中攻击狄德罗的《私生子》，诽谤狄德罗剽窃了意大利喜剧，还发表伪造的信件作为证据。 巴利索败坏百科全书派的喜剧就是拿弗列隆伪造的材料来借题发挥的。伏尔泰哪能放过弗列隆这么妙的题材？他把弗列隆写成他的著名喜剧《苏格兰女人》中的主人公（只不过把名字变成了弗列朗），淋漓尽致地把这个中伤者、恫吓者、告密者、伪造者和低智商的卖身投靠分子的丑行和丑态描绘出来，使弗列隆以可耻而闻名遐迩，他的名字也因此而成为生活、政治和文学中道德败坏的同义词。 只要文人还必须在利害与道义的冲突之中作出抉择，只要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这个形象对后世文化人的警示作用就不会消失。顺便提一下，当《苏格兰女人》上演后，弗列隆看了《苏格兰女人》的演出，伏尔泰为此而“足足乐了一个月”，而且在《巴比伦公主》末尾的戏谑词中重提旧事，大大嘲笑一番。伏尔泰创作讽刺诗、戏剧的灵感都来自现实，是为他的时代服务的。 这些作品在完成启蒙任务中起了巨大作用，也产生了巨大轰动。但它们过多地承载了宣传新思想的任务，而缺乏对深邃无比的人性世界和丰富复杂的人类情感作洞察入微的描写。 即使在伏尔泰自己最看重的悲剧作品中，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给自己的悲剧作品涂上一层历史釉彩，但剧中人物实际上大多是穿着古希腊罗马服装或中世纪服装的１８世纪人物。结果就像丹纳批评的，古代衣饰妨碍现代情感，现代情感戳破古代衣饰，人物介乎古人和现代人之间而无确定性格。 他的悲剧除了《查伊尔》有较高艺术性，其他大多在领有当时的风骚后便成为过去，能够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