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Ｋ对ú枷爰そ岚ü难В吹亩际俏拊鲜庠诘笔笔且还尚鲁绷鳌Ｋ胫芏骼丛诠阒菁妫饺似奈痘谑牵卓徒鹎渭恿朔炊跃У谋贝Ｈ巫苷尾扛敝魅巍Ｏ蛉褐谛狈サ哪康摹Ｕ馐保牙吹缴虾！＜甘旰笏晕宜担骸按笸郎鼻笆煳以谕獾鼗箍醇と恕⑴┟裨獾缴焙Γ糇邮志褪俏掖忧霸扪锕木印！雹�
维经斯基与周见面时，郭沫若、聂荣臻和李立三都在场。周用冷峻而严肃的口气对维经斯基说：“共产国际也必须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周有个特点，越是愤怒，说话却越轻柔，轻柔得如裹着钢刀的丝绒。郭沫若后来对我谈到这事时说，记得我曾对周说过：“你应该马上去武汉，谴责蒋介石。”周回答道：“可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言下之意是还有一些工会领袖和成员，以及许多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应得到妥善安置，我们不能放下他们不管。“周门长子”就是这样，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在自己号召下参加这一壮举的每一个人。
下面就是当天聚在一起的几个中国人拟发的一份电报，尽管这份电报遭到维经斯基的反对。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追随斯大林的路线，认为蒋介石可以信赖，实在是愚昧至极。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周指责蒋介石下令屠杀、消灭共产党。“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提出应“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但在武汉，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处于共产国际威慑下的中国共产党仍优柔寡断。陈独秀和汪精卫不同意对蒋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只是表面上大发雷霆，谴责蒋介石，并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不过，显然大多数国民党人都追随了蒋介石，他的银柜里装满了西方列强提供的金钱。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只有 80 多人。许多人躲藏着不露面，或已经牺牲。
周这时仍在上海，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位性格刚毅、忠诚可靠的聂荣臻。周仍在那里试图寻找活着的或躲藏起来的工会领导人，帮助他们逃离上海。从那时起，周就着手筹建地下工作网，确定地下工作规则、口令和活动路线，以后证明这对党能继续保存下来起了重要作用。5 月中旬，周恩来身穿绸布长袍，头戴软呢礼帽，手拄文明杖，完全是一副富商打扮，搭乘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他发觉党的政治局一片混乱，他被重新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谁也无权责备他服从了给他下达的命令，尽管陈独秀说他进行过不必要的挑衅。周仍迫切地要求与蒋在军事上一决雌雄，但汪精卫、陈独秀和鲍罗廷都拒绝接受他的意见。
这段时间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屠杀，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周的同事赵世炎被捕，遭受酷刑，7月被处决。留在上海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浦，也遭酷刑逼供，于 1928 年被处决。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编辑《新青年》杂志的李大钊和其他20 名共产党人在北平被浦，处以绞刑。这些人曾跑到苏联驻北平使馆避难，但担任外交使团团长的英国人放弃外交豁免权，允许中国军队强行闯入苏联使谊，抓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同事们。周的回族同学马骏和老师马千里及其他许多人也同罹劫难。
4 月 15 日，广州开始大屠杀。同一天邓颖超分娩了。“街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被杀者的尸首……我母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女，她在郊区开了一个很小的产科诊所，我们就到那里去了。我分晚很困难，胎儿很大，医生来了后，用镊子助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的头被镊子夹变了形……那是个男孩。”邓颖超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话语不多，而且明显地面无表情，“这事我还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⑩
“恩来和我约定用暗语联络。他用暗语在《申报》上登一则消息，我也用同样的办法。万一我们两人有什么意外就这样做。我到上海后就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地下党就派人来接我们，才与恩来见面。”颖超认为“恩来一直对蒋介石存有疑心，但他不能反对党、反对共产国际。我们那时都非常幼稚，没有看清蒋介石是这么个阴谋家。”
武汉三镇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汉阳则是一个有 60 万工人的工业区。那年 5 月，武汉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由于大屠杀，大量外地难民涌入武汉。医院住满了北伐军的伤员，因为与军阀之间还有零星的战斗。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却发迹了，西方公司对他表示感谢，为他提供了滚滚财源。不少原来的“国民党左派”也悄悄离开武汉去南京投靠蒋介石。
鲍罗廷坐在他汉口公寓的起居室里，向高大丰满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11）介绍革命的情况，屋子里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离鲍罗廷公寓不远处的一幢房子里住着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正忙于组织看护医院里的伤员。她斥责蒋介石，说蒋背叛了她的丈夫外中山，是个杀人凶手……不过，宋庆龄的家人并不象她那样对革命一心一意。她妹妹美龄 1928 年要嫁给这个”凶手”时，庆龄向她床妹发了一份电报：“不要嫁给这个恶人蓝胡子”。姐姐蔼龄则与嘻的财政部长结了婚。她弟弟也参加了蒋的政府。她对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说：“现在你会看到最糟的事就要在武汉发生了。”
周也料到会大难临头。他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立三和一位名叫瞿秋白（12）的年轻诗人痛斥了陈独秀。恩来并未大声叫嚷，但他坚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军事攻势。他制定了进军南京的计划，但遭到拒绝。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也抨击了陈独秀。毛建议加强农民斗争，但被剥夺了表决权。人们告诉他：“就是你在湖南挑起了屠杀农民的行动。”周和毛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但两人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周仍认为要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城市暴动，而毛考虑的是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当时出席会议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张国焘（13）说：“恩来没怎么谈政治，他只谈军事问题。”张是 1921 年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他在苏联呆过几年，精通俄语，因为见过列宁，颇受人敬重。在武汉的历任共产国际顾问也很尊重他，这些人走马上任时都带来一套新观点、一套彼此矛盾的办法，由于张懂俄语，他还得翻译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这个时候，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到中共领导人手里。毛说：“每个人讲的正好和前一个讲的完全相反。”
周继续准备军事计划。“华东华南的军事工作应该有个规划，如部队的番号、负责人、秘密通讯的安排等等。”他不顾危险，设法安排路线和联络员从上海带一些党员出来。他要鲍罗廷提供武器：“我们得有枪，质量更好的枪。”他还领导建起了贮藏武器的地窖。（14）
汪精卫显得心神不宁，如果只作为学术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但对他来说，工人农民的好斗精神是太可怕了。为了安抚汪精卫，鲍罗廷告诉周恩来，他必须解除武汉工人的武装。上缴了一些破旧的步枪。“没有子弹，这些枪留着有什么用？何况大部分枪支都有毛病。”
他的计划更加具体了：必须夺取一座重要城市，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再度取得仍然忠于革命、但信心已严重动摇的黄埔官兵的信任。7 月，作出决定，要夺取江西省省会南昌。
南昌地处战略要地，是交通枢纽，水利资源丰富，农村土地肥沃。南昌附近的守军还没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所以还算比较“友好”。负责南昌治安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柏林发展的秘密党员朱德！
驻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公开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有人赶忙跑到武汉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但碍于那个以杀人为快的刽子手是汪精卫的同党，尽管这时“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是要给予支持，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周恩来只好作劝说工作。
这时，共产党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去夺取南昌，周不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危及军事进攻的计划。安娜露易丝斯特朗对鲍罗廷说：“我认为武汉还是革命的，却不知这股右翼风已把它吹到哪里了。”此时这位痛苦不堪，但多少聪明一点的鲍罗廷回答道：“你见过没有，一只兔子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蟒蛇前，明知自己会被吃掉，但已经被吓呆了。手无寸铁的人在军队面前就是这样。”
汪精卫此时向登上中国这个军阀充斥的舞台的另一位新军阀冯玉祥求援。冯玉祥身高大英尺四，脑袋浑圆，声音低沉圆润，散发着俭朴的乡土气息，吃喝穿着都象个士兵。他还是一位基督徒，曾用橡皮水管给他的部队作洗礼。（15）他在战争中交了好运，击败了对手，控制了中国的西北部，以后又得到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的支持，这两个人都开始讨好冯玉祥。几年以后，周不无自嘲地说：“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冯玉样同意与汪精卫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郑州举行会谈。汪精卫和他的部长们乘坐着满载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桔汁和嘉莱巧克力的豪华列车前往郑州。这次会谈算得上是一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式戏剧。冯玉祥把汪捧了一阵，劝他把鲍罗廷和他的同伙送回莫斯科，因为他们“操劳过度，疲惫不堪”。汪精卫也劳顿有余，显得体力不及，是不是该到海外作一次长途旅行。
冯玉祥选择了投靠蒋介石，蒋给他送来很多很多大洋。汪回到武汉。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位顾问，一位来自加尔各答、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孟加拉人马纳罗易，他对中国一窍不通——这也是所有顾问共有的主要特征——但讲起活来滔滔不绝，可是周围的每个人却昏昏欲睡。他笨拙不堪，把斯大林 6 月 1 日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建议——也就是命令——共产党打进军队内部，加快农民没收土地的步子，组织工人武装等等。汪对罗易说：“谁都对共产党人的意图紧张不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汪这时大谈维持法律和秩序。谁也不知道在骄阳似火的酷暑笼罩武汉三镇之前，蒋介石为了让他离开武汉，给了他多少钱，紧接着，大屠杀开始。汪精卫赴欧旅行，几年之后才回到中国。
7 月，武汉的街道上杀人如麻。周带着夫人从家里逃出，他们在汉口洞庭路一位美国主教洛根赫伯特鲁茨家里躲了三天（16）。这是宋庆龄安排他们在那里临时避难的场所。鲁茨主教觉得周恩来心胸开朗，愿意讨论各式各样的信仰。“他对人类的精神价值如此深信不疑，我觉得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基督徒。”
7 片 12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最终被暂停领导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不久，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还决定发动一次农民暴动，即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共产国际迟至 8 月 7 日才批准这一计划。7 月26 日恩来离开武汉赴九江，从那里前往南昌。
“七月份武汉的大屠杀开始时恩来走了，当然他没告诉我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恩来知道怎样保守机密……党的机密，我不该知道的，他从不对我讲。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走了。’就这句话。每次他要走，我都想，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邓颖超也离开了武汉。“地下党负责照顾我。我和母亲转入地下，后来我们被送到上海。”
7 月 27 日，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17）他受到极为隆重的欢送，国民党官员们满脸堆笑地向他道别，而大街上，武汉的工人、工会领袖和青年团团员，就是在这些人的命令下，被枪决，被砍头。
起义就象一个没有定数的微积分，其值随时会发生变化。南昌起义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结果。周恩来作出这项决定，并不单是由于冷静的分析。满腔的愤怒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这次冒险。“牺牲者的鲜血是必须偿还的，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他估计，依靠南昌守军中担任军官的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小小核心，可以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他记忆力惊人，能清楚记得在黄埔军校见到的每个学员的姓名、长相，这一点帮了他很大的忙。40 年后，他不仅还准确无误地记得在法国见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甚至还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18）
张国焘拿给他一叠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提醒他们慎重从事的。张国焘说：“如果失败，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周恩来反驳说：“但是坐以待毙必定会前功尽弃。到了南昌我再判断形势如何。”他 7 月 27 日抵达南昌，住在朱德在花园角的住所。周恩来的朋友也三三两两来到这里，他们和周志同道合。这时，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叶剑英和叶挺都来了。诗人郭沫若随身带来一捆书，包括他自己译的《惠特曼诗集》。刘伯承和林伯渠都是四川省人，是已故孙中山的老友。南昌还来了一位教书匠出身的勇士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时他曾是毛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位脸色灰黄、已开始秃顶的年轻人林彪，他曾是黄埔军校学员。他们不顾一切地共同投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抱有相同的信念，也是由于周个人的魅力。周恩来说：“不打，我们必死无疑。打了，我们可能会死，也可能会赢。”
周恩来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设了一个工作总部，公开身份是银行家。29日，苦恼不堪的张国焘接连发来两份密电，说�
![[快穿]我是他的未婚妻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23/232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