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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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贬低了赫尔利：“我不信任他……”赫尔利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反应是认为这项建议无关紧要，未予理采。后来赫尔利要求再次去延安与毛会谈，遭到了毛的拒绝。毛认为事情已无可挽回。恩来还相信存在某种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毛泽东已不再指望了。战争，唯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罗斯福于　4　月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立即发现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不少新的领土。冷战，这个雅尔塔之后恐慌的产物，开始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萌生，井将导致麦卡锡主义。
1945　年　4　月，中共在七大上确认了毛的最高权威。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刘少奇成了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周排在朱德之后，名列第四。朱德被确认为总司令。由于刘的北方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损失不大，所以仍然是很强大的，不少干部都随着刘少奇而得到提拨。当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反过来了。追随刘的人，无论是什么级别，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康生在确定刘的追随者名单并予以清洗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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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继续在知识分子中组织“第二条战线”。他非常了解他们要求和平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他也明白中共已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武器和援助。赫尔利己建议国内只向蒋介石提供美式武器。“赫尔利难道不知道蒋介石将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吗？”
也许只有在会谈桌上周恩来才能争取到时间。共产党军队需要时间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王炳南曾说过：“就象夹住了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的小指头那样，使他动弹不得。”一位国民党的官员也曾说过：“让周恩来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让共产党赢得大陆。”当时中国的所有小党派已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周恩来说服他们在春天与中共签订一个协定，保证不屈从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或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先与中共进行商量。
1945　年　8　月，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了，……苏联于　8　月　8　日对日宣战，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头一天，8　月　14　日，蒋介石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批准了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的关于大连港和满洲铁路的秘密条款。周恩来曾表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
赫尔利曾指责国务院官员和驻华军官夸大了共产党人的重要性，现在他更加确信，蒋和斯大林签订条约之后，中共就不得不妥协。他不了解毛，也不了解周恩来。
8　月　10　日日本请求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六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八路军——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进军令。毛泽东、朱德、其他军事指挥员还有周恩来已经为以后的战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个可以称之为“反击”的具体细节都是由周恩来处理的。周恩来起草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向原日占区进军，收缴枪枝弹药，就地接受日军投降。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就如何对待被俘的敌方人员和汉奸作了规定。这时苏联军队已开进满洲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周恩来还就如何对待苏军作了规定。满洲自然成了“反击”的目标。没有军乐，没有欢送仪式，士兵们徒步快速行军。所到之处都有事先得到通知的游击队、民兵安排他们的食宿。他们穿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分怖在华北各地的红色基地。蒋介石曾命令朱德停止部队的前进，但朱未予置理。
8　月　14　日蒋介石与莫斯科签订了和平条约，就在同一天蒋向毛泽东发了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拒绝了。
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立即引起了反应。“不要战争，不要战争，……1913　年以来，已打了　32　年的仗，……军阀混战，内战，抗日战争，……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们要和平，……”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也许毛应该接受邀请。蒋介石于　8　月　20　日又发了一份更长的电报，毛泽东答复称周恩来可以前往谈判。学者和知识分子惊喜若狂。他们写信，还到曾家岩　50　号去拜访。毛——蒋高级会谈可能带来预料的奇迹：出现联合政府和民主。《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希望。”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指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
人们可以想象：毛泽东看了他的同事一眼，也许对周这样说，“恩来，你很清楚我们必须打出个结果来。”而周呢，可能说：“对，可是，……我们应该表示，到了最后一刻，我们还在争取和平。……”
蒋介石于　8　月　23　日发了第三封电报。中国的习惯是凡事不过三，这应该是最后一封电报了。毛泽东同意了，复电称周恩来立即就去，他随后就到。帕特里克赫尔利现在又在中国的舞台上登场了，他飞往延安，陪毛泽东和周恩来坐他的飞机去重庆。8　月　28　日下午，机场上挤满了人群。毛泽东走下舷梯，头戴一顶法国式的太阳盔。周也许对毛说过：“戴制服帽显得军人气味十足，戴这顶太阳盔吧。”毛果然戴了这顶帽子。这顶太阳盔是通过有海外亲属的叶剑英搞到的。为了树立一种形象，周恩来让毛的扮相有点像孙中山，孙是常戴太阳盔的。
周恩来的最好的同事们都为此作好了准备。有当过海员的廖承志，他在1942　年被蒋介石打入狱中，数周前刚释放。在整个访问期间，周恩来一直紧随着毛，从不离开一步。他每天晚上亲自检查毛的卧室，沙发、坐椅都要试坐过，床要检查一遍，以防在床垫下藏有炸弹。他还监督为毛准备的食品和饮料。如果他事先没能检查过瓶里的酒来自何处，他往往从毛泽东的手中夺过酒杯自己先喝。就这样，他使毛脸上增辉，因为他知道毛的自负心理需要他这样做，他知道毛泽东每次看到杀害了他原配夫人的蒋介石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恨。这也是在向戴笠打招呼，让他不要搞小动作。蒋曾对这位特务头子说过：”戴笠，不要对人身采取行动。”但周恩来不抱侥幸。蒋介石曾想让毛泽东住进山洞林园，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那里比较凉快，四周都是树，可以开会，会见众多客人。但毛决定住进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每天从岩上爬上爬下。周在那里组织了各种会议，一次宣传活动，会见西方记者、中方记者、学者等等。蒋介石还让他的儿子经国拜访了毛。蒋经国是　1937　年回国的。
这次谈判似乎非常重要。有许许多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达成协议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值得讨论的。毛和蒋都很清楚，“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双方都根据规则在进行这场游戏，而同时双方军队都在奔向满洲。周坐在谈判桌上，不停地谈，……一讨论就是数小时。国民党发现了数十万农民武装。周不很友好他说，“看来你们并不了解农村。他们支持我们，并不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办了好事。”在谈判桌上，他偶尔赞同对方的论点，使他们无言以答。“对，也许我们有时不合逻辑，……但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我们能够纠正错误。”在这尔虞我诈的数周内，双方经常滥用诚意这个词。毛泽东在　10　月　12　日离开重庆，表示谈判是建设性的，但是“还有困难，不过能够克服。”
重庆“首脑会议”结束后三周，美军　11　月在华北的港口登陆，这些海军陆战队将在蒋介石的部队到达之前代蒋占领这些港口。蒋还要求斯大林在他的队伍准备就绪之前，不要从他所占领的满洲城市中撤军。许多国民党兵团由美国空军空运到这些城市。
1945　年年底，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而战斗已经打响。赫尔利辞职了（12），由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接任，据认为他是个中国通。杜鲁门总统派遣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别代表，企图实现停火，并再次提出成立民主政府的想法。司征雷登知道，他的不少学生，甚至那些在燕京唱诗班中歌颂弥赛亚的学生，现在都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一些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
周恩来为了对马歇尔的使命创造一种气氛，他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着重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他在发言中提出：
“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同时表示，共产党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
他也没有忘记呼吁释放张学良少帅和杨虎城及其家属。
“我们仍然希望和平。”但共军同时也在匆忙地奔向满洲，而国民党军队则只要能发现共产党游击队，就随时发起进攻。
周恩来与乔治马歇尔的第一次会面是“令人愉快的”。两人都对对方印象不错，同时都表示希望能实现和平解决。美国向军事独裁者蒋介石输送大量金钱和武器，也许就不再谈论民主改革了吧？

在马歇尔来华期间，周恩来曾尽最大的努力，使马歇尔相信共产党人是温和的，讲道理的。当时为他们做过翻译的朋友（13）向我谈起和马歇尔会谈的那段日子说：“周恩来总是要把每一次发言都弄得一清二楚。他要我们所有人把译成英语的内容从头再看一遍，逐字逐句地提出问题。对于马歇尔讲话的中译文也要作同样的推敲。他在重庆时就开始训练和培养了我们许多年青人，后来我们去南京和美国人谈判时也是这样。南方局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危险，他就会设法将我们转移到安全地点。大家每天工作　16　小时。白天都忙于开会，晚上他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他把白天谈判中所有关键之处再重复一遍。他从不知疲倦，我们中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去见他。他还花了许多时间帮助我们提高英语，告诉我们不但要学会去查字典，而且要从听力中掌握每个字的用法。我们个个都努力工作，而且逐渐都养成一种习惯，凡事提前作好准备，随时待命，因为如果周恩来了解了某种情况而工作人员还不知道时，他就会批评大家有惰性。他每时每刻都希望听到新的想法，新的认识。‘读些西方杂志，报纸，……发现有新的内容就告诉我。’”
我有位朋友朱青，那时在陈毅身边做翻译工作。她随陈到济南会见马歇尔时，也为周翻过话。她也曾向我回忆起那时的往事。她说：“那时我才　22岁，刚刚从解放区来到国统区，一切都很陌生。乍看到周副主席和其他人穿着笔挺的西装非常吃惊，我记得过去舞台上看到的穿西装戴呢帽的人都是汉奸。周副主席听到我这想法后说要紧的不是衣服。如果我们都穿上军装，别人就会闻到我们的火药味了”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说服马歇尔和其他人相信我党是独立的，对苏联不是唯命是从的。可是他仍然觉得我们是莫斯科的卫星。”
马歇尔是个有法律头脑的人。他想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具备实施法律的机制。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某种法律或政府能够管得住枪杆子。
1946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马歇尔与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由马歇尔、周恩来和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停战委员会监督下，停战执行小组得到授权，实行调停工作。停战执行小组被派往一些大城市，今天飞这儿，明天飞那儿，去制止冲突。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国民党同意由一军事小组委员会按五比一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式改组军队。周恩来说：“也许现在和平有了希望。”马歇尔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在延安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群众欢迎，还为他专门谱了一首歌：“我们称颂你的伟大精神，你用你的力量去扑灭战火，啊，马歇尔将军……我们尊敬你。”
马歇尔被延安人的坦率和艰苦精神所感动。他问毛是否愿去南京，因为蒋那时已回到从前的国都南京了。毛以一种“朴素农民的”神情回答道：“只要蒋委员长叫我去，我就去。”马歇尔对此感到乐观。“我可以肯定，中国将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ji元。”接着他返回美国。就在他离华一个多月以后，即　4　月　18　日，大规模的战斗在东北爆发了。马歇尔在同一天回到中国，见到的是脸色严峻的周恩来和已经失控的局面。
蒋介石的武器装备等硬件迅速增加。他把军队扩充到　500　万，全部是美式装备。但在软件方面，他缺乏动力、献身精神、社会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综合力量，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却很占优势。蒋把军队派往或空运到各大城市，反而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孤立状态。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象大海一样终于淹没了他的军事堡垒。马歇尔还在谈判，安排停战和停火，司徒雷登呼吁蒋介石实行改革。马歇尔把他的飞机借给蒋介石供“视察”使用，但蒋却坐了这架飞机飞往东北的长春，他的军队已占领了该市。周恩来很气愤，他指责马歇尔偏心，与蒋串通一气。蒋还占领了哈尔滨，马歇尔曾抗议说这是违背最新的停战协定的，但无济干事。周沉痛地对马歇尔说：“事情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打了　20　年，现在看来还要打上　20　年。”
蒋管区通货膨胀，贪污盛行，人民普遍不满，社会动荡不安。知识界、各大院校在民主同盟的领导下多次举行集会和抗议游行。蒋和戴笠决定出动警察采取“镇压”行动。民盟在昆明某大学的两位教授会员以及其中一人的儿子遭到枪击，死在学校台阶上。周恩来郑重声明，这次暗杀是“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计划”的一部分。周恩来报告延安，要求为重要的党外人士、民盟和其他小党成员组织护卫队。8　月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停运武器七个月，以制止蒋介石不断进行的袭击。但他无力召回已经起航的运输船队。他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地位，但他是个好人。他游说于两支敌对的部队之间，而他代表的国家却只向其中的一方提供金钱、武器、飞机和其他装备。
那年夏天，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叶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