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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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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7 月返回日内瓦并达成协议,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1954 年 9 月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
——1954 年 8 月 1 日周返回北京
——1954 年 10 月毛和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重要会谈
——1954 年 10 月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相互平等
——1955 年 4 月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于事前做好准备
——1955 年周面临华侨问题,决定废除双重国籍 

1954 年 4 月 24 比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云集日内瓦的宽特兰机场,等候一架苏制的伊柳辛飞机降落。走下舷梯的是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黑色软呢帽、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照像机咔嗒咔嗒地摄下了周恩来毫无表情的面孔。“严肃、面无笑容、冷酷……”当时报界的评论如是说。周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助手之一王炳南告诉我,“我们原本认为那是十分严肃的场合,应该显得庄重些。”与我谈话时,王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回忆录。王炳南那时总管一切,包括代表团的服装。他为所有代表团成员订做了黑色制服。“我以为这有助于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可是,我们在日内瓦的街上行走时,人们纷纷脱帽向我们致意。原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牧师。”心情惴惴不安的王炳南向周汇报了自己的失误。周听罢不禁大笑起来。几天以后,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照像机的镜头面前。
    1954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在柏林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有关举行一次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和“法属印度支那”战争的事宜。然而,没有中国参加,会议显然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杜勒斯坚决反对,中国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而受到邀请。同时,莫洛托夫还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了会议。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团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出席会议的立场。美国代表团成员必须完全不理睬中国或北越的代表,不得与他们交往、握手。结果,不仅仅美国代表,而且其他国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都想方设法避免接触。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慢吞吞地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似乎每个人都在回避其他人。”
周率领 150 名随行人员出席了日内瓦会议①,其中包括人称弥勒佛的李克农,以及王炳南、章汉夫、黄华。他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他有最优秀的口译人员,包括哈佛大学涪养的浦寿昌②。中国代表团租下了在韦尔苏瓦的万花岭大别墅,四周是宽广的花园和葡萄园。为了举行宴会,周特地从中国运来了地毯和古董,并且随团带了两位北京最好的厨师。他的首批客人之一是查理别林。卓别林 1953 年离开了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卓别林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不得不在瑞士的沃韦
定居。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电影片《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赠送给周。周说,“你一定要来中国访问,你在中国深受欢迎。”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其间卓别林即兴表演了一番他那闻名遐迩的小人物形象。另一位客人是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朗宁出生在中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安东尼艾登也不顾杜勒斯的不满,常来参加午餐和晚宴,并和中国人私下会谈。
4 月 28 日,杜勒斯就朝鲜问题发表主旨讲话。杜讲话的时候,周不断地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上书写着。周讲话时常常脱离讲稿。这使他的译员翻译起来更加困难。他的一位译员陈辉在若干年后回忆说:“他对英语同汇和意义有他自己的看法。倘若我翻译时用‘士兵们’这个词,而他希望用‘部队’,他会当众纠正我。”陈辉对周使自己当众出丑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浦寿昌却觉得,与周“一起工作十分惬意”。“你不必过分注重他的讲稿,只要留意他在讲什么就可以了。他说话总是准确明了,他希望把他的话翻得请清楚楚。”
周恩来发言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他的出场,具有那种令人捉摸不透和疑惧的魅力。周举止雍容尔雅、风度翩翩,令人肃然起敬,即使那些对他感到愤懑的人也是如此。周开始发言,“这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首次坐在同一张桌前……”他强调中国需要和平,渴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的发言被某些报纸诋毁为“夸夸其谈”,因为周详细论述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非殖民主义过程。他着重指出朝鲜地处亚洲,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涉及亚洲大陆的事务。亚洲国家之间的协商对于解决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又说,“应该撤出所有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这里“所有”一词意味深长。周对诸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这样周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及一年后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首届亚非会议奠定了基础。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争论不休。会议一拖再拖,令人疲惫不堪,并且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重叠进行。一位观察家写道:“那是十分艰难的日子,会议气氛紧张。”然而,它确认朝鲜战争已告结束。6 月 15 日,在朝鲜问题最后“宣言”上签字的 16 个国家③“不得不遗憾地”向全世界宣告,未能就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 6 月 5 日周恩来曾强调:中国建议朝鲜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仍告失败,然而,他丝毫没有感到垂头丧气。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王炳南写到“我们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谈判。但这确实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仅在日内瓦逗留了一周。他对美国代表团的行为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周也作了一些规定,”不要主动握手,如果有人伸出手来,绝不能拒绝与其握手。”一位年轻的武官对一位瑞典同行握手的表示未加理睬,因而被周送回了国。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接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后,确实出现了某些松动。史密斯似乎对周的某些建议表示赞同。可是第二夭他的副手沃尔特罗怕逊又退了回去。周对此十分恼火。他责备罗伯逊说:“你们说话算不算数?你们言行是否一致?”一位瑞士记者评论说:“他说话的架势看起来就象中华帝国的官员在训斥行为粗鲁的野蛮人。”但是,史密斯已经打破了不准与中国人交往的禁令,与浦寿昌愉快地谈起了哈佛大学。一次,他抓住了周的胳膊,从而避免了握手之嫌,他对周说,“见到您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周深受感动,眼里闪烁着激情。周回答说:“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是长存的。”
据说,由于艾登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5 月的一天,艾登与周共迸晚餐。席间,两人谈到了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关押在朝鲜的战俘和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问题。美国想通过英国驻北京的代办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告诉英国代办,中美两国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完全可以就战俘和犯人问题举行直接的谈判。“毕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英代办向史密斯转达了此项建议。史密斯避开杜勒斯,直接获得了文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不久,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第一轮直接谈判开始了。玉炳南和通晓英、德、法语的宦乡代表中方,而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代表美方。
日内瓦会议偶然地为中美两国提供了会谈的机会,之后,会谈持续了 15年。王炳南回忆说:“这是一条长绳的头几缕。”这些会谈使中美两国可以相互表达各自的立场和对问题的看法。会谈接着在华沙进行。次年,王炳南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于 1957 年 12 月中断,1958 年 9 月重新开始。到1960 年 12 月,双方已会谈了 100 多次。这证明双方均愿意保持接触,因为双方可以互相交换看法。会谈开始后的一年里,周恩来和负责中国核研究的聂荣臻迎接了返回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及其家眷,钱学森一家曾被扣留在美国,钱和其他从美国返回的科学家使中国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对我说:“周总理几乎一天 24 小时都在工作,他要求我们全体人员随时做好准备。但是首先发现我们当中有人疲惫不堪的,也是他。”周可能非常疲倦,但是他的脸上从来不露一丝倦容。工作 18 个小时之后,他在后半夜挤出时间给妻子写信:“超:……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
***
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比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更富有戏剧性,周所起的作用也更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许下了不少虔诚的诺言,西方民主国家却重复了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采用过的高压手段。英国、法国和荷兰都试图在以前的殖民地上恢复殖民统治。然而,一切均已为时过晚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意识到,尽管他们战胜了游击队,但是独立迟早会到来。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人力图恢复他们的帝国,虽然他们也做了些表面上的修饰。“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人制造出来的,包括三个种族与文化迥异的民族,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柬埔寨原先称为“保护国”,在其精明、强干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正从法国人那里赢得独立,并于 1954 年正式宣布独立。法国人力图控制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向越南派出一支远征军。
传统上,中国承认在东南亚已经明确划分出来的国家。1929 年胡志明在上海建立了他的共产党,当时只代表越南。但是,1930 年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越南共产党同束埔寨的高棉沙拉克,即后来的红色高棉,以及老挝共产党即巴特寮合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变成为以越南为首的“社会主义印度支那”的做法,势必引起民族冲突,并对泰国构成威胁。因此,在印度支那问题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之间开始出现极为微妙的意见分歧。当范文同提议高棉沙拉克和巴特寮作为他们各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时,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因为这样一来,只是以越南霸权取代了从前的法国霸权。按照周制定的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承认宣布民族独立的政府,而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一旦它们摆脱了法国的“保护国”的地位,中国将承认柬埔寨王国和老挝王国。周恩来不会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印度支那”来取代殖民主义的印度支那。
日内瓦会议于 4 月 27 日开幕,当时法国殖民军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之间正在进行重要的奠边府战役。法国代表团团长乔治皮杜尔信心十足,并在发言中宣称,胡志明即将乞求和平。法国战地指挥官已清楚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是,中国人更为明智。周恩来研究了越南的地形,大声说:“法国人怎么会犯蒋介石犯过的同样错误?”蒋把他的军队麇集在城市,而法国人也把他们的部队集结在四周是丛林的低洼地带。中国人在这次战役中给予越南人巨大的帮助。越南指挥官武元甲将军与中国指挥官韦国清在后勤供给方面合作无间,卓有成效。5 月 8 日,在其发言后的第十一天,神情懊丧、但仍不失风度的皮杜尔承认奠边府于 5 月 7 日失陷④。
奠边府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曾担心美国可能会以武力支持法国,但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刚使美国军队从朝鲜战场上摆脱出来,不会为了法国再把美军投入另一场军事冒险中去。在法国本身,印度支那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因为这有损于法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同时,印支战争的代价也昂贵得惊人。1953 年法国的印支战争的开支为 1600 亿法郎,两倍于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的援助。
美国虽然不愿意军事卷入,但也无法接受一个由共产党政权统治的统一的越南。在 1945 年波茨但会议上,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同意将越南一分为二⑤。正如同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曾同意划分德国、欧洲和朝鲜那样。周恩来意识到过分好斗的姿态又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害怕“到处横行的共产主义”幽灵。苏联的莫洛托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从实际出发,周恩来着手准备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暂时承认两个越南。但是,首先要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保证柬埔寨奉行中立的、独立的政策,这与周的想法不谋而合。绝对不能让别人指责中国向边界以外的地方输出革命。
然而,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激起了越南人马上统一的希望。在胜利的鼓舞和人民的支持下,北越军队乘势渗透到越南南方的低地,这些地方是由法国人支持的保大“皇帝”统治的。在与范文同私下交谈中,周建议北越采取“暂时克制”的态度,与法国举行双边会谈。但是,皮杜尔傲慢地拒绝会见范文同。直到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政府垮台,而严厉谴责殖民战争的皮埃尔盂戴斯弗朗斯 6 月 18 日组成新政府后,才打破这一僵局。孟戴斯保证在 7 月 20 日以前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否则他将辞职。6 月 18 日至 23日之间,周恩来下榻的万花岭别墅在悄悄地送往迎来。6 月 23 日周恩来秘密前往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两人一见如故。盂戴期弗朗斯温文尔雅、学识非凡。为了表示友好,周恩来用法语交谈。秘密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孟戴斯弗朗斯说:“周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有世界政治家的气质,有令人羡慕的最敏捷、机灵的头脑。”周也十分欣赏孟戴斯弗朗斯。周对王炳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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