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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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谈到中国的封建主义。“我们还受封建主义影响。因为封建主义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我们多次判断失误，犯了许多错误。”这里的“我们”是指周本人、周的同事和共产党。“我承认个人主义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许多人挨饿，什么样的个人主义能够奏效呢？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几年之内我们将进行全民教育。看看我们新的妇产医院，我们的儿童将会健康成长。过去有多少儿童因为缺乏食物和照顾而死亡，或者身心发育不良？个人主义……有利于少数有钱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
我（作者自称——译者注）也希望新制度可以消灭旧的暴政。但是，其代价是新的暴政吗？
同说，”每一次革命都有其代价，都犯了许多错误……法国革命是如此……它在一段时期内废除了宗教。我们没有这样做。法国革命使用断头台。人们把国王的头砍掉了。我们对末代皇帝进行了再教育……但是，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许多血债要清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行为。但是，我们一再进行总结，检查错误，力图平反……
“你对思想改造有反感（我点头承认）。这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我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
我插话说：“总理，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对此，周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这句话。16 年以后他带着明亮的目光微笑地问我：“你现在进步的速度如何？”
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周恩来是没有的。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他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一套管理机构、文官制度、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坚固的经济基础。只有这种经济基础才能确保一个制度的持续性，进而保障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讨论可以，但必须为了一个目的，即保证周设想的政府机构的效率、中国有计划的发展和社会的福利。中国从未经历过西方式的民主，中央放松控制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倘若周成功了，中国也许会在容忍反对意见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会朝着政治改革方向迈进一步。显而易见，政治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人们不能指望得到比当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即八个民主党派的参政和共同达成一致意见。超过这些就会再度引发无政府状态。
周恩来扳着手指为我计算他的政府中属于八个民主党派的部长、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并且在以后给了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在政协和 1954 年成立的、有权批准法令和命令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所以我们无法实行比例代表制。否则任何知识分子将无法获选，或被选为政府里的部长或副部长。人民，即占人口 95％的农民和工人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周曾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一票可以抵上 12 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党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隔阂”。我当时认为的确存在隔阂，而且甚至在 35 年之后依然存在。
周恩来说，“多数党员需要继续学习。工人和农民应参加成人文化补习班……我们一定消除这一隔阂。”
然而在中国，事情往往走向极端。我可以想象中国重新回到官僚精英的统治之中……或许周思来本人没有意识到把教育作为党员的标准会使中国恢复儒家的专制主义统治……
周承认法律制度的间题令人十分头痛、周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权力分立的想法。”那一星期的晚些时候；我拜会了非党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女士。她详细谈论了建立司法制度、进行立怯，甚至提倡“法治”观念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几天之后，我应邀出席一次在怀仁堂举行的政协会议，聆听周作的报告。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雅克洛甘。周的讲话令雅克洛甘激动不已。他向巴黎发了一篇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周主要论述了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必须消除教条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共产党“应听取其他党派的批评意见。命令主义只会阻碍进步”。
我在第二天的报章上寻找这篇讲话，结果仅找到大为冲淡了的报道。在党员中，不解周的观点的气氛甚浓。我依然心存疑虑。我认为“双百”方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为此我十分难过，我转告周恩来说：“需要花 20 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当然，就周而言，他谈论的民主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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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中国伺题专家们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双百”方针并不是俄国影响的产物，因为“双百”方针产生在赫鲁晓夫 1956 年 1 月谴责斯大林之前。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周准备和发表讲话之前，但到二月中旬中国人才得到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1955 年 12 月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还吹捧斯大林。数周后，他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令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十分不安，尽管中国最初的反应是勉强地称赞俄国人“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毛在 1955 年就说过，“斯大林杀人太多”，并说“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就长不出来了”。毛正在着手阐明他的论点，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立或“矛盾”。一种矛盾是敌对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阐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在理论上为“双百”方针提供依据。这将使表达不同见解，党外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合法化，而不致把所有不同观点立即指责为对党进行“fan革命攻击”。毛甚至有可能期望敲打敲打自己的党，因为他对党内现状不满，不少党员干部关心自己的利益远远胜过为人民服务。而且干部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消耗国家大量钱财。本书作者发现，在某一个机构里，大约有 120 名干部，而工作人员仅有 50 人，其中 20 人左右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为人沏茶。
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越来越觉得受到冷落，权力基础似乎发生了变化，许多日常事情不再征求毛的意见。1954 年以前，毛有权发布命令、废除或修改政府决定、任命总理和所有重要声员、处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现在他受到许多委员会的限制，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没有否决权，他比当今的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的权力还少得多。个子高高、相貌英俊、为人坦率而精明强干的党的副主席刘少奇逐渐通过各种委员会掌握了各级党的领导权。在这些委员会里刘手下的人决定着党的构成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要通过的决议。刘的部下大多数来自北方局的城市干部。属于北方局管辖的包括首都北京和北京的大专院校。这一情况也和毛本人有关。早在 1954 年初，毛就表示不再想处理党内日常事务工作，以便专心致力于理论工作。毛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但军委下的大军区从六个增到十三个，缩小了毛的权力，而任命彭德怀为国防部长进一步限制了毛的权柄。因此，人们可以推测，毛也许认为周恩来以及国务院许多干部支持的“双百”方针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冲击一下日益官僚化并摆脱自己领导的党。与务实的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具有多得多的空想主义色彩。对刘来说，党就是革命；但毛并不这么看。在以后的岁月里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毛认为党不再代表群众，他的这一观点导致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1956 年 9 月举行的党的八大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通过的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十分强调“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是赫鲁晓夫在其反斯大林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过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着重反对“个人崇拜”。尽管刘、邓两人并没有错，但是可能被认为这是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共鸣。会上没有提到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即党本身的构成进行变革，也没有提到那年春天开始的“双百”运动。八大的最后决议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话，在编入毛的著作时，称之为《论十大关系》。它总结了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毛的著作中宣传得最少的一篇文章，然而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曾把中央主管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 34 个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时的记录稿整理成文。其中的主要内容，成为《论十大关系》的基础。直至今天，它的某些原则依然适用，它阐述了改善农业与工业化需要之间、重工业与满足人民必要消费需求的轻工业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并描述了城乡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到 1990 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强调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这是损害广大内陆地区利益而取得的。很明显，现在地缘政治发展中心正在移向中亚，从教育方面和工业方面开发与中亚毗邻的中国西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
《论十大关系》还进一步明确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即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设想建立一种矫正机制，也许就是通过“双百”运动来防止“领导”独断专行，从而失去过去与“群众”保持的融洽关系。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向党的绝对权威的任何挑战，都会遭到党内顽强的反抗。
周恩来的工作日记提到周去过许多工厂，讲解这篇文章，并要求技术人员与党的干部加强合作。
当时周恩来似乎已决定在工业、教育、科研方面制定长期的 12 年规划，这样可以制定更合理的预算，改善资金分配，有可能在长期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和评估，并在必要时调整某些政策。国务院向所有有关部委下达命令，要求学习这份文件。
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刚刚结束，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周于1957 年初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就所发生的事情与三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周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讲了些赫不爱听的话，笆先，他表达了毛对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的不满。“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并不总是犯错误。”其次，他提起中苏两国之间的协议，规定涉及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问题应互相协商，指出波兰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不赞成派遣俄国军队进驻波兰，波兰人完全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危机。然而关于匈牙利，周立场是全然不同的。原因是事件背后有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其他电台通过煽动性的广播，进行明显的干涉。一位在俄国坦克开进时逃离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贵族向我证实，许多电台不断地鼓励示威者“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要屈服……我们会来帮助你们的……”要中国赞同一场由外部帝国主义公开支持的暴乱是不可能的。但是，周告诉赫鲁晓夫，波匈事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周去莫斯科之前，曾飞赴河内，会见了惴惴不安的胡志明。按规定要在越南举行的选举难以实现。甚至原来的国际委员会也注意到美国选择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已开始一场屠杀“共产党人”的大规模行动。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同年秋天，赫鲁晓夫建议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完全不顾苏联自己签过字的 1954 年日内瓦协议。周恩来向胡志明保证，“我们绝不同意此类建议……我们绝不会参与这种背叛行为。”赫鲁晓夫“出卖”朋友。赫力图开始与美国对话……
胡志明还有内部的麻烦。按照中国模式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进展并不顺利。周建议不要急于求成。“这类变革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他向胡介绍了“双百”方针。在越南，一场把知识分子团结到政权周围的运动也可能同样大有裨益。
12 月整整一个月，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访问⑦。但是，第二年一月他连续访问了华沙、布达佩斯和莫斯科。
据说毛在周访问莫斯科之前对随从人员说，“我告诉恩来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顿”。显然，周恩来不折不扣地这样做了。接着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周严厉斥责了“大俄罗斯主义”和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他还谴责了苏联在美苏“又争夺又勾结”的游戏中把越南当作走卒。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他对周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据说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是的，同志。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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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2 月，提出“双百”方针这一概念 9 个月后，出现了一些小心谨慎、吞吞吐吐的批评。但总的来说，知识分子还是因为太害怕了，没有多少反应。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仍然不理解“双百”方针而有抵触情绪，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松动。许多作家开始辩论，甚至开始写批评性的作品。有的甚至不顾风险，写文章公开发表异端思想。
同年 2 月，毛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毛的讲话长达四个小时之久。但是直到 7 月才见报，有可能经过了整理和补充。这次讲话的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支持“双百”方针，并阐述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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