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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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他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场观看了中国发射第一颗祸不单行。9 月，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分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大约有 100万人遭到大屠杀，印尼共产党在这次大屠杀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回，平素细心谨慎的周恩来，不是听了中国在雅加达的外交官的误报，就是过于乐观，他的判断又错了。印尼共产党有 300 万追随者，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是它的组织非常松散，这是我从与印尼的一些熟人，包括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本人的接触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另一方，印尼军队却是纪律严明，组织有序，装备精良的。我亲眼看见坦克在大街上隆隆开过。
印尼军方获胜，苏加诺不得不宣布退休。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到 1967 年，两国关系终于破裂。待到双方重新考虑关系正常化的时候，20 年已经过去了。周的这次重要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为中国树立了一个独立、勇敢的形象，然而却未能实现再开一次万隆式会议的计划。中国真的能做到她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所允诺的一切吗？
看来，1965 年年底，周恩来和陈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可能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一是组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二是处理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失误。但是，这些批评实际上也是刘少奇、毛泽东之间分歧的一部分。这分歧从 1959 年开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达到了顶点。
注释
本章内容主要来自各种中国出版刊物，如《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讲话记录等。部分资料出自哈庆森出版社 1984 年版的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这是一本关于周恩来活动的十分可靠的书。
①关于戈登将军在中国的活动，有不少参考书籍。可参见《太平天国战争》（中文），神州国光社 1960—1962 年出版。
②见本书结束语。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2—1966）
——周恩来和陈云、刘少奇提出调整和紧缩国民经济的新方针
——加强党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1962 年 1 月，毛因“大跃进”问题的错误公开受到抨击
——1962 年 9 月，毛在党的十中全会上进行反击，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周恩来抓经济和教育，为一批知识分子乎反，再度鼓励进行自由讨论
——有人写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毛泽东
——社教运动深入农村，但以失败告终
——1964 年毛向军队发出号召
——1965 年 5 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发表文章，赞扬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暗示中国应恢复与苏联的合作
——6 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时受到批评
——毛要求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赞扬文章
——中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调查《海瑞罢官》和文化工作中的问题
——1965 年 11 月开始批判《海瑞罢官》
——罗瑞卿受到批判：周恩来奉命审问罗瑞卿
——1966 年 2 月，五人小组向中其中央提出“汇报提纲”
——1966 年 4 月，毛谴责彭真、罗瑞卿和其他几位官员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主持下，“大跃进”终于收场了。看起来，毛泽东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的总理和精明强干的副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他甚至在同蒙哥马利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①。由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刘少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自己造成的。从 1955 年以来，他就一直把党的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负责办理。毛越来越感觉到中央的许多事情都不向他打招呼，他的话没人听。这一点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他说：“他们办事，好象我已经不在了。”加强党的控制本身就埋下了更大混乱的种子。一些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写道：“这时党的组织机构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与国家的民主要求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直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②”
周恩来别无选择。尽管他不赞成共产党独断专行，他还是和经济学家陈云，和刘少奇、邓小平密切合作，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避免“大跃进”一类运动带来的严重经济失调，有必要重新建立国民经济秩序，周在调整工作中也试图采用“大跃进”中一些动员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做法，但未能取得成功。现在，大小事情的决策权都集中在各级党委手中，掌握在党的各级书记手中。总理本人是提倡广开言路，发挥下面的主动性的，但部不得不事无巨细，凡事亲自过问。许多下级单位完全可以决定的事也得他来拿主意。他曾这样说道：“你们必须学会自己作出决定，不要凡事部报请上级解决。”但是，经过“大跃进”以及之后的种种曲折，党内中、下层干部很少有人敢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拍板负责。甚至司法部门——这些部门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也得听从地方党委的指挥。这时，一批新选中的干部已逐步占据了各省，各大市的重要职位。谁上台都可以撤掉一批原来的干部，换上自己的人。周恩来对此批评道：“好同志都给换掉了。一帮人上台，撤一大批干部，换一批新人。”然而，由于“大跃进”在思想意识上的流毒，相当多的中层干部产主了怀疑一切和谋求私利的心理。在工厂里，工人的积极性被物质刺激所取代。计件工资成为工业增产的主要动力。在农村，控制有所松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村一级。农民有了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入完全归农民自己。人民公社还继续保留，但其作用则已经削弱，只是在学校和医疗卫生方面，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修路，修建水库和水坝以及掘井等方面还起一些作用。
毛对加强党的控制并不高兴。加强控制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迅猛蔓延。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形成一股反对他的力量，他对运行基本正常的党政机构还是能够容忍的。这股反对他的力量显然是要把他撵下台，或者至少要使他无法再搞一场类似“大跃迸”那样的运动。
1962 年 1 月，掀起了一股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省、市、地、县的领导干部和大型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七千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刘批评了“大跃进”。他说：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为彭德怀辩护说：“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dang……”
七千人大会从 1 月 11 日开到 2 月 7 日才结束。但是周没有参与对毛的批评。“进行个人攻击总是有害无益的”。他含糊其辞地表扬那些“敢说真话，积极行动，执行正确决定”的人。他指的人可以是刘少奇，或彭德怀，甚至可以是他自己……
周在参加福建组会时讲道：“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党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的目的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说敢想敢于……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说，不敢干。想，总还是要想的。只要允许批评自由，错误就可以得到纠正……我们不能搞一言堂……”
“毛泽东同志要求实事求是。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讲假话。讲话之前先看领导的脸色。责任在我们这里，是领导上的责任。我们把你们压得太厉害了（这是他针对福建代表讲的话）。我们必须讲真话，提倡民主，加强党内民主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那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就是这样一方面引证毛的话，一方面又援引刘的话，两个人都不得罪。然后，在如何作一名好党员这个问题上，他通过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给大家作出了表率。他说：“国务院工作的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
刘少奇进一步加紧对毛的批评。他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泄不满”。一时间，各种反对“皇帝”的讽刺小品、文章大量出现。虽然当时确有一部分人是在吐怨气，但要是认为这些文章都是知识分子自发地写出来的，这种想法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政治上没有人支持，文章是不可能在官方报刊上发表的。这个时候，党的报刊内部也有分歧。有的报刊杂志如《红旗》、《解放军报》是掌握在毛的支持者手中。而其他如《前线》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好象被刘在宣传部的人或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人所控制。
刘少奇不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党务工作者，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会组织者和各种委员会的领导人，他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延安，他的著作有助于建立毛和毛泽东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今，毛的著作发表于前，刘的著作发表就紧跟于后。刘在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我们党的任伺一个党员都没有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当领袖的权利。”这本是他 40 年代写来反对王明的。现在又在重复这句话。这话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多次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毛主席，毛主席……难道他主下来身上就刻着主席二字？”
刘少奇是一个亲“修正主义分子”吗？毛肯定是这么认为的。1960 年 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 81 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也是毛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论战的一部分。刘少奇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在六次讲话中只有一次提到毛。这次会议在结束时发表了一个极其冗长，言辞模棱两可的妥协声明。周恩来曾给过我一份这个声明，要我“研究研究，评论评论”。我只能说这是一篇充满自相矛盾的声明。我无法知道我的评论是否恰当，因为周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份文件。不这毛认定刘少奇是屈服于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了。刘 1962 年批评毛，尤其是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这一点，更加肯定了毛的看法。周恩来尽量避免卷入这场日益尖锐的对峙中去。周跟毛、刘、邓小平等人比起来，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员。他懂得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世界。计算机，太空探索，遗传生物工程学正在世界上引起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火山爆发般的灾难之间的年头里，周恩来以坚强的毅力，又一次维护了与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刘少奇也急于想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就孤立了毛，使毛看起来成了反右派运动的元凶。
3 月 2 比周恩来在一次由几千科技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他对那些“过去对党所做的出于善意的批评”表示赞扬，含蓄地谴责了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的过扩大化错误。周还批评了破坏“双百”方针的左的倾向”，说必须恢复这个方针，而且要永远坚持下去。“知识分子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们必须有自由讨论的权利。”他还向是主党派人士讲：“你们要记住，按照宪法规定，你们是有权集会和吸收新成员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今天还在引用周恩来的一些话。周曾提出：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十年以后，就在他去世之前，还再一次号召人民努力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当然，具体怎么搞，应当同群众商量。
但是，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去跟群众商量呢？
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声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内存在“资本主义”的危险。党正在变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周恩来在其间斡旋，却受到毛愤怒的斥责：“正是你们这些和稀泥的人在削弱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周没有为毛的言词所激怒，他没有反唇相讥。用道家的话来说：“必有忍，其乃有济。”
毛在这场斗争中获胜。他开始重新亲自过问各种政策的制定。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目的是要从下至上粑党整顿一番。
党员干部要按计划来一个大换班，要下放到“基层”去参加体力劳动，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听取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干部下放的同时，农村建立了基层贫下中农协会。这些基层组织有权批评上头来的干部，可以诉苦，可以发牢骚。
社教运动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运动。毋庸置疑，刘少奇只是表面上支持社教运动，而实际上却没有执行毛的意图。他们向基层组织派出“工作组”，不是去听取意见，不是去参加劳动，而是去“领导”运动，去“纠正”错误。这就使运动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一次清洗。社教运动很快就变成一场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惩罚、撤换、调动基层干部的运动，而上面的官员却丝毫不受影响。据记载，周是反对这样搞社教运动的。他说：“很多好干部就这么被整掉了……下去一批，又换上一帮。”这只能使基层干部更加糊涂，怒气更大。xinJiong 也曾派去搞社教，他对我说：“领导人捂盖子，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揭盖子。”社教运动后来被称之为“四清”运动，完全成了清查基层干部的运动，查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③。
刘少奇曾公开宣布：“谁反对党谁就是fan革命。”如果群众起来反对党，那一定是一个反党阴谋。在他们看来，党就是革命。但是，毛却不这么看。毛认为，如果党腐化了，烂了，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有责任起来反对它。就在毛即将逝世之前，他还在号召中国人民，如果党蜕变了，“他们就应该起来造反。”④
周恩来很少过问社教运动。他经常外出，各种各样的活动甚多，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把很大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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