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1628-第1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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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官员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从十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朝廷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

　　这还仅仅是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

　　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而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官员发现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

　　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朝廷政策已经如此优厚，这些皇子龙孙们仍然不满足。他们依仗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当地巨商相互勾结，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几乎都被其垄断。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这些藩王和勋戚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积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

　　远东公司对于这些朱家子孙当然不会客气，中原战役远东军各参战部队，在情报部的协助下，对大明北方各地的藩王、宗室和勋戚采取了的残酷的清算政策。

　　虽然没有对他们实行大规模的杀戮政策，但是却对他们的所有财产予以没收。所有的宗室成员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归属于远东军情报部负责管理。

　　远东情报部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登记甄别，然后分批送往了海外的各个控制区。男子青壮以后的命运，将会在各个海外控制区的苦力营中度过余生，几乎没有人活着离开。

　　老人和孩子则是统一关押在一起，虽然也是乘船离开，但是却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大批年轻的宗室女人命运还算不错，她们很多人都改了名字，然后分别送往了远东各个控制区。

　　这些大明宗室的女人到底有多少，根本没有人统计。即便很多年以后，也没有她们的消息。甚至很多样貌极好的，有的还进了公司内部员工的家门，但是一般都没有了生育能力。

第一千二百九十三章　土地兼并

　　明代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投献”之风盛行。虽然万历初年，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清丈土地，抑制兼并。但人亡政息，投献之风更烈。

　　皇室、亲王、外戚、勋臣是封建等级结构的最上层。他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然赐田以外的自置的私田，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明中叶以后，法律废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阶层，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

　　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但是，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无视朝廷法令，按习惯权利行事。

　　这些皇室、亲王、外戚、勋臣，以及大明士绅官僚阶层，“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使得大明底层农民土地所有权被无情剥夺，给他们带来的是无穷的苦难。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诏令“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就是永不征收赋税。可他们被投献之后，却要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对于耕种向朝廷纳粮土地的那部分农民来说，土地被投献后，往往一田二税，一身二役，要同时对国家和纳献者承担封建义务。

　　对于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国家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

　　对于未被投献、仍在官府控制下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负担急剧加重。王公勋贵、士绅官僚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国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征派的税粮、差徭不仅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

　　权贵们纳献的土地和人口原来向国家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被转嫁给了现存的尚未被投献的农民身上，从而大大加重了底层农民的负担。

　　赋税和差徭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

　　其实这种危险的局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已经料到了。为了防患于未然，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献。历代大明皇帝当然也深知投献之弊，几乎每代也都要颁发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

　　但封建时代是权势的社会，朝廷律令往往是虚文俗套。土地投献中获利的多是藩王宗室、外戚勋臣和官僚乡绅，这些人所组成的特权阶层，是封建皇朝的统治基础，他们怎么可能切实地去禁止和制裁纳献。

　　大明这帮贪婪的封建统治阶层，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而繁重的赋税差役却要转嫁到广大底层农民的身上。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明朝的田亩数，最高峰大约为12254291顷，而这些土地中皇室和官绅占有的不纳粮的土地越是总面积的60％以上。

　　到了明晚期崇祯年间，土地兼并的狂潮，已经使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士绅地主阶级手中，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佃者十分之九。

　　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转成佃户，更有甚者成为了奴仆，而大明也失去了大量的赋税，致使整个明朝中后期国家财政一直处于惨淡经营收支严重失衡的境地，直至明末崇祯时代，每年赋税仅有几百万两，这点银子别说打仗了，就算是治理国家都只是勉强维持。

　　而且明末各地佃户的地租奇高，当时江南一亩地的收获，有三分之二要交给地主，加上朝廷的各种差役、赋税，逼得佃农只有选择逃亡。

　　后世对明末的人口众说纷纭。明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五千余万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

　　但是这个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是不完整的，这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还有大量的人口被隐瞒。

　　后世很多学者认为，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如今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因为大部分底层百姓成为了大明藩王宗室、外戚勋贵和士绅官僚名下的佃户和奴仆，他们并不在官方的统计范畴。而且自从明朝中叶以后，各地的流民逐年增加，尤其是崇祯大旱致使北方数以千万计的底层百姓沦为流民。

　　西方史学家总是把海外殖民描绘成探险家的开拓史，把发现新大陆归功于欧洲人特有的冒险精神。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事。

　　欧洲人在中世纪晚期也陷入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兼并的疯狂程度比中国明清两朝毫不逊色，打着宗教幌子发动的各种战争背后无不显露出土地兼并的阴影。

　　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攻伐给农奴带来巨大的苦难，整个欧洲被这种社会矛盾折磨的即将崩溃，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仇恨一触即发。

　　因为教会和各国封建主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非常害怕农奴们把仇恨的目光对准他们。于是，在教皇的蛊惑下，各国封建主在欧洲各地疯狂的动员，组织起一支强盗军队侵入东方，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在几百年里，一拨又一拨十字军败亡在东征路上，却缓解了当时欧洲人多地少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西方王室也开始鼓励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哥伦布、麦哲伦们出海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发点小财，他们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寻找出路。

　　1498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殖民的主力，既不是什么贵族老爷，地主老财，更不是资本家，而是欧洲的农民。

　　殖民地是宗主国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地，以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为例，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及非洲并不发展工业，殖民地的消费品供应来自英国的垄断贸易，这反过来刺激了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兼并土地的胃口。

　　于是，圈地运动开始了，羊吃人把农民赶出土地，以便适应对殖民地的贸易需求，1495年开始，英国的流民法把失地农民强制赶进血汗工厂、码头、矿山。

　　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是两台绞肉机。海外殖民是全球范围的土地兼并，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屠杀和奴役，也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无限的利润，又把英国的劳动人民赶入人间地狱。

　　

第一千二百九十四章　迁徙佃户

　　封建王朝本质上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可以说是人不如狗，只能任由当地传统封建势力的剥削和欺凌。

　　无数土豪劣绅鱼肉乡里，欺男霸女，他们还和当地的胥吏相互勾结，疯狂的兼并土地，压榨当地的老百姓。

　　他们还在当地大肆放贷，普通百姓一旦遇到灾荒，或是家人得病，只能向当地的地主借贷。虽然大明朝廷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

　　可官方的规定到了民间就成了一纸空文，明朝中叶以后，民间的高利贷活动一度十分盛行，士绅地主阶层寻找一些当地的恶棍青皮充当他们的代理人，以利息及其高昂的高利贷，向当地百姓放贷，很多人被逼的家破人亡。

　　因为他们和官府穿一条裤子，所以底层的贫苦百姓即便受到残酷的迫害，官司打到了当地的衙门，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如果想要改变这一切，远东公司势必要触动中原传统的封建统治阶层的核心利益，也必须彻底打碎中原历朝历代传统的封建统治结构。

　　公司想要切实的解决广大底层百姓的温饱，还不能暂时触动传统封建势力的利益，就需要大批的土地，安置底层百姓耕种，所以公司想要开展基层工作，关键还是要从土地着手。

　　虽然现在中原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传统的士绅地主的手里，而且公司在中原立足未稳，只能施行“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暂时避免触碰传统的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

　　但是对于大明的藩王宗室和勋贵外戚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刚刚进入中原就对他们采取了雷厉风行的行动，将他们的土地和大明的官田，以及他们名下的各种财产等物资，还有庄园、店铺等不动产，统统收归国有。

　　还有一些明朝太监在各地的土地、店铺和农庄，以及大明皇室的大批土地和各地农庄，也都在这次清算行动中全部充公。

　　对于远东公司这样的举动，中原各地的士绅官僚阶层倒是没有什么反应。毕竟改朝换代，对前朝宗室勋戚进行清算，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只要不去触动他们的利益，这些士大夫根本不会替已经覆灭的前朝皇帝着想。

　　唯一令他们的比较遗憾的是，远东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了此次清算的行动。如此肥差并没有交由他们来处理，这也让他们少了一次相互勾结，上下其手的机会。

　　因为崇祯大旱使得大明北方流贼四起，尤其是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各地形势已近糜烂。无数流贼武装在这些地区肆意纵横。

　　再加上远东公司在背后的推波助澜，军委会情报部和大明各个根据地，以及公司控制的十余股流贼武装，对各地的士绅地主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这也使得中原北方的大批土地荒芜，因而成了无主之地，这些土地的数量也极其可观。在此次清算行动中，这些无主土地也被收归国有。

　　想要统计如此规模的庞大田产和资产，也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好在远东公司这些年培养了大批这方面的人才，在远东情报部和各地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下，还有凶悍的远东军为他们保驾护航，所以在入冬前就基本完成了全部的清算任务。

　　公司在清算大明宗室资产的同时，还有个任务就是在中原北方各地大规模的进行扫荡，大力肃清各地的明朝溃军和流贼武装，几个月的清剿战斗中，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战果，俘获了大批的明朝溃军和残余的流贼。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