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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战场上的蒲公英-第40部分

小说: 战场上的蒲公英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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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畯。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畯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

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并”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

所谓“党团合并”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并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家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并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

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共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押阵督战,有点象是个军法官。

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

“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家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

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

(注:张希道曾任整51师的政治部主任——老51军是于学忠的部队,属于东北军,47年初在鲁南战役中被全歼,师长旅长参谋长统统被俘。这张希道当时混在俘虏堆里没有被人认出来,让共产党教育一番就释放了)

“政训”可以采取集中训话的方式,“民训”工作就必须变点花样才行了。那时候,徐州城里经常遇到上访申冤的外地难民,有时还要搞搞示威游行什么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蔡智诚他们就穿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混在队伍里瞎起哄,手里举着“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嘴里嚷嚷着“拥护绥靖政策!”、“还我民众安居乐业!”之类的口号,一个劲地把斗争矛头往苏联人和共产党的头上引,企图混淆视听、忽悠人民群众。

说起来,徐州的老百姓还真是十分的淳朴憨厚。这里古称彭城,曾经是楚霸王项羽的根据地,民间习俗也透着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见年纪大的要喊“大爷”或者“三爷”、遇见年轻的则应该叫“二哥”,因为“大爷”是魏征、“三爷”是徐茂公,都属于多福多寿、智慧贤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错,听起来让人觉得爽气。“二爷”不能喊,因为秦琼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劲了,那是武大郎,简直就跟骂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们客气,女人就更亲切了。只说一条,这里的女子对男性的尊称是“达达”,怎么样?光打个招呼就能让大老爷们酥了小半边,难怪好多专家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关系。

 内战时期,处于战场中心的徐州是国民党的“政治模范区”。这里的民众不仅自发地组织各类保安武装(俗称“小保队”)配合政府“绥靖地方”,甚至到了国军败退的时候还能够“追随政府”、弃家逃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徐州的管理比较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人帮了大忙。

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兵团和陈赓兵团也相继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为了补给军需,就同时采取了红军时期的“走马点火”政策——部队每到一处,立即开展“斗地主”、“分浮财”运动,把有钱人家的财物分给穷人,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供应军队——这样的“急性土改”当然可以最快地唤起贫困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能够迅速解决部队的临时需要,但它却也存在着一些毛病。首先,这种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经过猛烈的“点火”,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无钱可收、无粮可征了;其次,这种方法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军队“走马”所过之处,中农以上的人家几乎跑光,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逃往国统区,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被简单地推向了斗争的对立面。

这个时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还比较平静。于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城市(徐州是铜山县县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万,新开了上千家店铺,设置了近百处慈善机构,城里的街角空地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随处可见神色慌张的难民。

在这样的城市里,泥菩萨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们心灵的导师,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热门的职业。黄河故道边的南马路是徐州卦摊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满了忧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种卦摊名叫“灯下问鬼”,功效是可以通过各路鬼魂探听战场上的消息,因此能够预测失散人员的下落——战争年月的冤魂多、失踪人口也多,这种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摊上摆着签筒,签子上刻有记号,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样、拿着个拂尘晃来晃去,遇到顾客上门,他就开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鬼魂来问话。先生作法以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们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马甲破解:算命签子从外表上看两头都一样,但其实是一头轻一头重的。只要将其中一根的重头朝上,先摇出来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观言察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

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

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

“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象是哄小孩子一样。

蒋家两口子玩到九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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