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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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cc＇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月22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陈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见到蒋介石。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家天下的思想。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戴笠明白，集中权力必须是胆魄与技巧融合得合丝合扣的过程，猛而易折，欲速不达，最好是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在早期的乡党中，周念行博学而稍迂；王莆臣聪明何余，老辣不足；张冠夫偏于忠厚；毛万里果敢善断、棱角突兀，容易树敌，戴笠不止一次地训导他：“毛万里这个万（萬）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
相比之下，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阴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黄马褂”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
因此，重用人凤，戴笠称心，且不会引起“黄马褂”们“感冒”。于是，度过“熬资格”的阶段后，戴笠便有意识地增加毛人凤的历练，随后引入“中枢”，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不彰不显地替戴笠揽了一大把紧要的“家务”。
这个时期，毛人凤名为机要秘书，事实上具有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下面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事情发生在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史称：“淞沪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戴笠率领毛人凤、潘其武等人赶到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用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有一天早晨，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处长在辣斐德路的秘密机关里突然接到戴笠的电话，要他“立即来一趟”，说完电话便挂断了。那位“黄马褂”出身的处长站着发愣，他不知道戴笠的电话从哪里打来，怎么能够立即赶去呢？一瞥之际，看见坐在旁边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口无心地问道：“毛秘书，你知道江先生（戴笠的化名江汉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毛人凤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可能是福履理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点，此处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处长听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人谓狡兔三窟，“老板”已不止三窟了。接下来又暗暗惊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板”在上海的秘窟，连我这个上海办事处长都瞒着，毛秘书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再想想毛秘书刚才那番下级尊重上级的谦恭态度，不由地连抽冷气，暗想“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小人物。”
神秘的“小人物”
认为毛人凤是个小人物，其实是“黄马褂”们长期藐视“江山帮”，惯以职衔资历取人造成的错觉。相反，惊讶之余，陡觉“神秘”，则很能反映出毛人凤薄名之下，权势难测的状况。文强在回忆中就描述过当时他和特务处的其他高级干部对毛人凤的印象，他说：“（毛人凤）的确是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参与什么样的机密，有多大权势”。
就拿处理文件来说，特务处的机要系统分甲乙两室，甲室专门处理呈送蒋介石的文件，内称：“通天文件”。乙室专门处理呈送何应钦的文件，内称：“通地文件”。以往的惯例，这两种文件都由戴笠指定的亲信秘书处理，书记长签字后呈送。这里说的“亲信秘书”，当然是指毛钟新、毛万里、王莆臣、周念行等组成的“江山帮”。一般说来，“通天”、“通地”，界限明晰，秘书们各自为阵，从不跨跃。何芝园专办情报；王莆臣专理外事；毛钟新专职内勤；毛万里专干外勤；周念行负责文书。可自打毛人凤来到南京后，情况就不同了。粗看起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埋头于文件处理。可看仔细了，便渐渐发现透着蹊跷，他既办“通天”文件，也办“通地”文件。
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配以枪枝弹药。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