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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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复工仅一二个月统计，60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170余万元，＇《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62页。＇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年12月底有20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1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41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折迁
南京夫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年3月22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月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
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170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150余个。
至8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宜昌为迁川的中转站，各厂物资在此换乘木船入川。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长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武汉失守后，宜昌岌岌可危。在轮船运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又雇用木船，紧急疏导，紧张抢运，入川各厂陆续抵达目的地。宜昌航运直至1940年6月中旬宜昌沦陷乃告终止。
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迁往内地的厂矿已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这304家厂矿中，迁往四川的有134家。详见下表：＇《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2～63页。＇
内迁厂数统计表（1938年12月底）
迁往省区
业别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其他
省区共计
机器五金51551033122
电器无线电862　　117
陶瓷玻璃531　　110
化学22422131
罐头食品73　　1415
印刷文具19　　3　　　　22
纺织染1044214171
其他8　　1　　　　9
矿业43　　　　　　7
共计134118212011304
上述厂家，到达目的地后，积极筹备建厂复工。至1938年年底，复工者达81家，产品价值己达438万余元。
在上海、武汉工厂拆迁的过程中，其他战区的部分工厂也相继拆迁转移。
如河南郑州、漯河、许昌、孟县，山东济南、青岛，山西绛县等42家工厂迁往陕西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再迁入川），拆卸机械1。5万余吨。
在众多的民营工厂实行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军需厂也先后奉命迁往内地。除少数迁往湘西、贵州等地外，多集中于四川重庆地区。较大的兵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含迁汉的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钢铁厂及大冶炼铁厂、六河沟公司湛家矶炼铁厂、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均迁往四川重庆地区；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由于对兵工企业实行了比民营企业和普通国营企业更为优先的政策，因此，兵工厂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彻底和顺利。这对于迅速建设后方战时兵工生产基地，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战区内迁民营厂矿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区23家。
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40。4％，纺织厂占21。65％，化工厂占12。5％，教育文具厂占8。26％，电器厂占6。47％，食品厂占4。91％，钢铁厂占0。24％，其他厂占5。57％。＇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7卷9期（1942。8。1）。＇
此外，自动迁移的工厂亦有百余家，合计内迁厂矿达600余家。＇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57页。＇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部分工矿企业的内迁，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特定战争环境下进行的空前的工业战略转移。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对战略后方选择失当，内迁行动仓促，致使一些厂矿企业一迁再迁，不少工厂迟迟不能复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内迁厂矿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政府有关部门如工矿调整委员会（处）和内迁厂矿联合组织的奖助、督导，这场工业迁徙运动仍不失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创举。
其一，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
内迁工厂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内迁厂家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较为雄厚，门类较为齐全，其中不乏重点与名牌厂家。这场内迁运动，不但迁出了几乎所有直接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和支撑大后方工业的机器设备，而且同时随迁了大批企业管理与技术人才。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数量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其中有“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的”龙章造纸厂，“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的康元制罐厂，“执上海橡胶业之牛耳”的大中华橡胶厂，“中国最大之纺织厂”的美亚丝织厂，居全国搪瓷业之首的益丰搪瓷厂，还有资本雄厚的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新亚制药厂、华生电器厂等。这些内迁厂迁出了大量的以工作母机为主的先进设备，发电机、马达等动力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内迁的许多科技管理等人才也成为战时工业的宝贵财富。
其二，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战区工业西移，尤其数百家民营工厂内迁，大大促进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发展，迅速使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工业基地。重庆的机器业战前只有10余家，到1940年就发展到133家。豫丰、申新、裕华、沙市等纱厂的内迁，使西南后方的纱锭猛增10倍以上，为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永利、天原等化工厂的内迁和创造性的生产，为西南后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化学原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事和民用的需要。支秉渊的新中工程公司由上海迁武汉，1938年再迁湘西祁阳，以拓荒者的姿态惨淡经营，逐步发展为一个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随后胡厥文的新民分厂也移来此处，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区。新中、新民以及华成电器厂在湘桂地区形成三大支柱，发展为三十工业生产集团。新中由于以制造内燃机等出名，被誉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地”，华成亦被誉为中国的“动力之母”。由于内迁工厂发挥了主干作用，促进了一批工矿企业的兴建，为后方工业的发展打了基础。
其三，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战区部分工厂内迁，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局面，但是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移植了若干现代工业，形成了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新的经济和工业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沿海地区工业过分集中而大后方工业极端薄弱的状况，尤其西南地区的工业大为改观。
到1940年，西南已初步形成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8个新的工业中心区。各区工厂分布情况如下表：
区别
工业类别重庆
区川中
区广元
区川东
区桂林
区昆明
区贵阳
区宁雅
区合计
区
机器1591628171166225
冶炼1723320461276
电器23300870041
化学1201001482579274
纺织623114231813143
其他4814027133087
合计42918773867801820846
广大内迁工厂为支持全国抗战、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党参政员在重庆参观了部分民营内迁厂，并题词赞扬。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会上展出各厂家的各类产品和各种图表，展示内迁生产的成绩。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在战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短短四年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备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周恩来参观渝鑫（大宝）钢铁厂时题词：“没有重工业，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战时大后方尤其重庆工业的勃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好景并不长，到1942年达到顶点后，便日趋衰落。
正如有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46页。＇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