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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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
（三）搜集东方各民族的一切材料；
（四）进行东方各民族的相互联络等。
座谈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推选了2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社论指出：“我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巨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大会第一天是开幕典礼，来自国内外的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以及犹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130余位代表，受到会场上2000多名各机关、团体、学校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戴高乐等33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并推选朱德等3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主席、荷属东印度的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在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位日本学员登上讲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0月27日至30日，大会接连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民族代表的报告。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日本代表森健和原清志（女）、朝鲜代表武亭、荷属东印度代表毕道文和阿里阿罕、越南代表黄振光、台湾代表蔡前、泰国代表马纳，以及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族代表默罕等。发言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并对本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表达了积极参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0日冒雨来到大会会场，他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他最后希望，今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经过连续几天的报告和讨论，10月30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19项提案，其中重要的有：
（一）由大会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备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案；
（二）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派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案；
（三）成立东方民族学院，以资研究东方各民族间反法西斯诸问题，并大批培养各民族干部案；
（四）把大会一切文件编译成各民族文字，以广为宣传案；
（五）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呼吁援助中国和苏联案等。
代表们经过慎密讨论，确定了联盟简章，规走：联盟定名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其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联盟盟员分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联盟宗旨的东方各民族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要求加入，经联盟执委会批准后，即可成为正式盟员；联盟代表大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7人，由执委会推选主席1人、秘书长1人及常务委员13人；联盟会址设于中国延安等。按照简章规定，大会代表选举朱德、阿里阿罕、巴素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梁金生等37人为执行委员。
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致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并转国共两党与抗日将士及中国人民书》、《致苏联前线将士及全体人民书》、《告英美各国人民书》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召开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大会“将奠定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大会的召开“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之反对日本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最初用战斗的号召描画出整个东方所有民族自由独立、光明幸福的远大的前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二、日本人反战运动
在敌后抗日斗争中广泛组织和发动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本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反侵略同盟和联合日本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告日本陆海军士兵宣言》，指出：中国人民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针对的只是日本的军阀，决不反对日本的工农。《宣言》向日本士兵宣布了中国军民奉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日军士兵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与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政策，感化日军官兵，促进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0月25日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敦促各地部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各项战略任务，其中，组织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因此，各项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必须争取建立包括日本军民在内的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区别对待日军上级军官和下级官兵，区别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以广泛的宣传，逐渐感化日军官兵。尊重并优待俘虏，对其进行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促进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贯彻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在各根据地及部队中普遍成立了旨在组织日本人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隧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指示强调：“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运动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
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辽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由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等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正式成立了。“觉醒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帮助下建立的，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成立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杉本于1938年7月29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第129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张香山与杉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不断向杉本讲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缓和了杉本的敌对情绪。以后，又组织杉本等人学习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早川二郎的进步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杉本等人转变立场后，于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此后，又积极置身于反战宣传活动。由于杉本等日本反战人员的工作，八路军的反战宣传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觉醒联盟”成立后，组织机构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1940年6月23日，在太行地区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同年8月15日，在冀鲁豫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2年4月，在太岳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5月19日，在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与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各地迅速发展。1937年4月，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来到中国上海，后经武汉到重庆，参加了反战斗争。
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并发布了反战同盟宣言、纲领及协力中华民族自卫解放之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等基本方针，同年在鄂北和洛阳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
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又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随后，这一系统的分支组织也在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鉴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增加和反战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反战团体之间有必要实行组织统一，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名。他们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会议通过了由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长大山光义（下级军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共有228条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70年来日本军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会议及其要求书在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其影响和意义非常重大。
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与士兵代表大会同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和印度、荷兰、朝鲜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森健报告筹备经过，然后选出主席团，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大会致词。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以及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书》，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两个大会之后，敌后各根据地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会代表返回各地，传达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各地反战团体纷纷召开会议，改组机构，扩大组织。1942年2月11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斗争规律》、《工作方针》和《分会建立草案》，选举宫本哲治为分会书记。同年3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联合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大会，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7月18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举行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及山东反战士兵大会。此外，华中各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也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统一协调华中各反战团体工作的“华中地区协议会”。
由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广泛建立及其反战活动日益扩大，1943年6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有日本人干部并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反战团体和日本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机构的敌工部门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日军工作只作方针上的领导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个指示的发出，表明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已经成熟。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欺骗，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官兵，他们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敌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他们被俘后，主动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工作上给以帮助，生活上给以照顾。为了避免他们在国内的亲属遭受迫害，有关部门劝说他们改用化名。各地还分别制定了有关优待日军被俘官兵及日本人的政策措施。
1942年1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规定：凡逃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以国际友人看待；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