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0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100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1944年6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61军仍留在敌后，总共近3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61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
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页。＇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党外也采取的一系列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措施，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以皖南事变的逆流推波助澜，压迫中国共产党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和广东韶关办事处，接着在鄂西地区拘捕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两县的中共县委机关，逮捕中共干部700多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闽西事件”。2月，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日”的罪名，封闭了抗日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成都、昆明、贵阳开办的宣传抗日的“生活书店”，还逮捕了“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全部员工。3月，国民党在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影射中国共产党“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有“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图”等等。把“新四军不遵军令，善自行动，攻击友军，破坏团结”等诬陷性的语言公然写进“军事报告”的决议中。决议还威胁说：“惟际此长期抗战之时，或难免仍有少数部队不明大义，蹈此复辙。”同年11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大事宣扬“自中央解散新四军以后，纪纲一振”，暗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今后倘敢再违法乱纪，走私牟利者，应执法严绳，毋稍瞻顾”。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对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著作、通讯等严加限制。5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方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志打击某党活动。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研究结果案》，该案称：“总裁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应敬谨接受，拟在宣言中将此种意见明白宣示。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之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由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把反共作为其政治重心，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据统计，鄂西特委1940年有党员19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300余人。川康特委1940年有党员30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400余人。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战争形势对同盟国越来越有利，这种形势也使中国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希望在盟军的合作下尽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享胜利果实。因此，在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强调在中国必须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指责中国共产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蒋介石的宣传煽动下，从1943年3月起，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不仅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而且对一些不同意国民党某些政策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横加迫害。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坚持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不满，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把抗日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有效的斗争，才能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仲形势下诞生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于1939年11月。
成立时定了八条“简章”和12条“信约”。在简章中阐述该会的宗旨为：“以巩固统一积极建设为帜志”。在信约中强调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实施宪政”。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全国的政治空气骤生变化，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深感局势严重，有必要联合起来同反共倒退势力进行斗争，于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这个政治组织的有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后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社党（后称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立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通过报纸宣传这个政治组织的存在。梁漱溟在重庆出发前和到香港以后，都得到周恩来和中共组织的支持，因而很快便在香港办了一张名为《光明报》的报纸，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发表了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
“宣言”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中国受外患侵凌数十年”，“几绝翻身之望，而今则对抗强敌既越四年，举世刮目相看”，“解脱枷锁，要不难期”。中国“苦于不统一久矣，自民国初建以迄杭战之前，扰攘几无宁岁，国力之所用，不以对外而日以对内”，“而今则以同仇敌忾之故，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虽然，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人后转不如初”。“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统一实为国人意志之统一。武力于此为统一之具，而非统一之本，最后统一，莫著于抗战”。“看此四、五年间，统一气象后不如初者，其几之动，毋亦各持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背”，“不求于心而求于武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故“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此其事本”。
在发表成立宣言的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还提出了自己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三、加强国内团结，调整各党派间关系；
四、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
六、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结束党治；
十、厉行后方节约，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
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发表成立宣言和政治主张后，国民党要人孙科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为了证明民主政团同盟确实存在，该组织的主席张澜和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举行公开招持会，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有关人士参加，宣布民主政团同盟早已成立。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团的成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生力军》的社论，热情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和政治主张。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主席张澜等人经常与中共及各方面爱国人士讨论问题。由于中共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蒋介石也只好默认这个组织的存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时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失去信心，企图通过迫害与镇压国内进步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他们又企图清除异己，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因而进一步加紧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中这一股破坏团结抗日的逆流，开始加强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这对捍卫团结抗日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