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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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112辆、仓库15座。＇《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战史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787～16908。＇
同一时期，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得到新的发展。至1941年底，作战部队为7个大队（第11、第12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因全训未计入在内），共有各型飞机364架。P—40型新机10O 架，拨交美志愿队使用。1942年3月开始，从美国购买的新机陆续到达，中国空军各部队抽派人员分批赴美国和印度受训及接收新机；7月以后，训练完成，相继飞返国内，到1942年底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备型飞机总共337架。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将驻留在中国的飞机大批调往越南、泰国及缅甸一带，以应西南太平洋方面作地的需要。
1942年全年在中国的飞机平均仅有270架，最多时为370架，其中主要是陆军航空队飞机。因此，日军航空队对中国的作战，也由原先的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辅，改为以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轰炸范围集中于湘、桂、浙、赣及滇西等地；轰炸目际主要为军事设施。
由于日军航空队改变了作战策略，减少了空袭和空战，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转为支援陆军作战。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作战。中国空军为支援陆军守卫长沙，于1942年1月8日从成都起飞9架苏制轰炸机，至长沙以北长乐街轰炸，切断敌军退路。在返航时遭8架日机攻击，中国轰炸机编队边战边退，激战20分钟，以损失两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架，击伤两架，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驱逐机的先例。在5月的滇西战役中，为防止日军强渡怒江，确保云南的安全，从5月7日起，中国空军连续出动20多次，轰炸扫射滇缅边境地区的腊戍、芒市、惠通桥、龙陵等地日军。美国志愿队也派出8架P—40型飞机，携带570磅炸弹，连续3天轰炸扫射怒江峡谷和狭窄山道上的日军，使其无法架桥而退回龙陵。此后两年中，中日双方长期在怒江对峙，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险。为配合美、英盟军，钳制日军在东南亚的活动，中国空军和美国志愿队并肩作战，于1942年1月28日和24日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中国空军当局获悉，日军为加紧攻占南洋，以越南的嘉林机场为主要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飞机共450架，遂决定以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轰炸机18架，以美国志愿队P—40型机9架担任掩护，对该基地进行袭击。飞抵目标区后，因云雾遮蔽，轰炸成果不详。第2次以同样兵力轰炸该机场，仍有云雾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后返航。此次前往越南轰炸日军机场，是中国空军的创举，计时轰炸法亦属首次使用。
在中国空军和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加强之际，日军航空兵则呈衰败之势。
1942年5～6月间，美日在珊湖海和中途岛进行两次大海战，日军共损失了5艘航空母舰、385架作战飞机和大批飞行员。＇《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82、186页。＇ 其优势已不复存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也逐渐丧失。太平洋战场的变化，也对中国空中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7～8月间，中美空军联合开辟了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国家获得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中美空军不断得到补充，空战日趋主动。他们除了担负所驻地区的防主任务外，不断出击汉口、九江、南昌、临川、广州、香港及越南海防等地的日军机场、码头、军舰等。10月2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出动12架B—25轰炸机，在10架P—40驱逐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轰炸香港，日军起飞26架飞机迎战，被击落20架，美方仅损失轰炸机：架。10月27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出动B—29型轰炸机9架，第4大队出动P—40、P—43型驱逐机16架担任掩护，袭击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其跑道、营房多处，并击毁其侦察机1架。以后，又先后轰炸了江汉关及沙市日军机场、码头等处。
1943年1月10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P—40、P—43型驱逐机13架，由四川梁山机场起飞前往湖北荆门，袭击日本陆军航空队第44战队机场，炸毁日机3架及机库、营房等。
四、鄂西会战及空军的有力配合
日军为了改善在中国战场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大致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其继续抗战的企图，制止敌之反攻，并扼制敌空军的猖獗活动，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并规定于1943年春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向中国派遣军增加战斗机、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目前先从满洲方面抽1个飞行团增强关内航空作战，以协同南方军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中国空军势力，尤其是在华美空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0页。＇
这一作战指导计划表明，在华日军除在地面力图以攻为守，稳住占领区，防止中国的反攻外，在空中战场力图保住即将丧失的主动权，并以防止中美空军迸袭日本本土为重要任务，航空作战实际已由攻势为主向防御为主转变。
1943年4月，日军第11集团军于4月抽调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和独立混成第17旅，共约10万人的兵力，分别集结于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并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航空兵第90、第45、第55、第16、第25、第23和第44等7个战队，及1个独立中队，共有各型飞机248架，准备协助陆军，向中国第6战区发动新的进攻。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在长江南岸发动攻势，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夺取停泊在宜昌的船舶，占领洞庭湖区谷仓，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中国第6战区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宜昌西北之石碑至石首以南之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计14个军的兵力。以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至枝江之线，以江防军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以第75、第77和第59军固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并以中国空军第1、第2、第4和第11等4个大队及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协助陆军作战。计划先依托既设阵地给进攻之日军以消耗，待日军进至石碑及其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再以反击将其击败。（见附图5）
日军占领长江北岸的沙市和南岸的石首以后，5月5日，又从藕池口、华容、白螺矶等地向洞庭湖北岸进攻。8日，南县和安乡沦陷，中国守军向洞庭湖南岸撤退。
12日，日军从枝江渡江南下，西进日军亦向新安发起攻击，守军第87军已四面受敌，遂于13日放弃公安。至15日，日军进至宜都以南之刘家场、暖水街南北一线。
19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间的中国守军。中国空军第4大队出动8架P—40E、4架P—43型飞机，轰炸湖北枝江洋溪镇附近长江中的日舰。22日，日军又从宜都渡过长江，配合茶元寺和枝江的日军攻击，23日推进到长阳附近，占领渔洋关及其附近地区。在宜昌附近待机的日军第39师主力也发起攻势，突破了宜昌西面中国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至长阳西北及清江北岸。
24日，宜昌西岸的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25日，日军又在飞机的掩护下，连日向守军第18军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受到了中国守军的南北夹击。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四川已县起飞P—40E 型飞机15架，分两批轰炸扫射了湖北长阳及宜昌一带的日军。
27日，日军将停泊在宜昌的大小轮船约2万吨全部驶往沙市。在中国江防军同日军激战的时候，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攻击了日军阵地和日军的后方交通线。28日，中国军队终于挫败了江防正面日军的攻势，并且攻克了渔洋关，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第6战区正面各军，从30日起发起全面反攻，中国空军也以大编队机群支援作战。
这时，日军集中各种火力，分别向长江南岸的石碑要塞和曹家畈附近强攻，并从天柱山向木桥溪迂回。中国军队坚守石碑要塞，沉着应战。日军一部突破曹家贩阵地右翼，但迂回到木桥溪的日军已被阻止。31日，日军伤亡很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中国军队转入追击，第74军及第29集团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附近，江防军正面亦进展顺利。同日，中美空军联合轰炸了荆州（江陵）和宜昌两地飞机场，击落日机23架，击伤8架。
6月3日，中国江防军完全恢复了战前的态势。中国追击部队迫近宜都城郊，炸毁日军的渡河器材，并夜袭了日军第13师的司令部。6月6日，中国空军又派飞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机酵往返频繁，防空情报网很难鉴别，日本轰炸机8架、驱逐机12架乘中国机群返航的时候，利用云层掩蔽，偷袭四川的梁山飞机场，毁伤P—40型飞机15架、车辆10部，官兵阵亡6人。中国空军第23中队长周志开在日机投下炸弹时冒险起飞，击落了日轰炸机3架，创造了个人1次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6月8日，中国军队克复宜都，9日收复枝江城，11日收复松滋城。6月10日，长江南岸的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渡江，全部撤退到北岸。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中国第6战区以14个军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和凭借长江天险，抗击日军6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挫败其进攻锐势后，发起反击，收复失守的阵地，追歼撤退的日军共毙伤敌1万余人。
在鄂西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自5月19日起，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及前线阵地，进行了猛烈攻击，共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日军机场5处，炸毁日军阵地及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日军舰船23艘，毙伤及毁坏人马车辆甚多。＇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20～321页。＇
总之，在鄂西会战中，已开始出现敌我空中优势易手的征兆。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五编 小结
从1941年初开始到1943年上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绞尽脑汁，动员其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清剿”、“蚕食”为主要手段，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配合的“总力战”。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0次，1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9次，总共69次。
1942年的“扫荡”又超过1941年，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2次，l 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5次，总共77次。而且每次“扫荡”持续的时间增长，各次“扫荡”之间的空隙时间缩短，并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迅速缩小，抗日武装力量锐减。1941年10月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由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缩小，生产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及生活必需品极端缺乏，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最困苦的阶段。能否战胜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粉碎其“扫荡”、“蚕食”，不仅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否长期坚持和继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渡过最困难的相持阶段，能否长期坚持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这一时期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和对敌全面斗争达到最激烈和最惨苦的程度，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关于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不但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改变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而且使解放区逐渐恢复，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经过最艰苦阶段锻炼和考验的解放区军民，更加团结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而日本侵略军由于“扫荡”作战的不断被挫败，士气和战斗力进一步衰退，占领区再度急剧缩小。由于敌我力量消长的变化，解放区战场即将渡过相持阶段，向日军展开局部的反攻。抗日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战争，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使其任何新战略战术都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使人民武装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正面战场在这一阶段抗击日军的局部进攻中，取得了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及鄂西会战等后期反攻的部分胜利，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特别是从鄂西会战开始，中国空中战场日趋主动活跃，中国空军夺取和掌握大陆制空权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由于正面战场在进入1940年后，作战相对沉寂，该年只有一次枣宜会战，统帅部无积极作战的指导，第一线国民党军队疏于戒备，因此，在1941年日军向豫南、晋南等地的进攻中，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晋南中条山的作战，丧师失地，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由于国民党指导军队作战的失败，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