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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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19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各区成立了6个分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3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
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19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54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19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1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诱以重金，勒令他运送军火，但他“道经黄浦口，乃拨机横驭，望波直驰，烟沉浪飞，人车俱音，胡亦殉之。”＇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1933年4月初版，第610页。＇人们从英雄事迹中受到激励，坚信“神州不死”。
（二）各界同胞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19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促使国民党内部分裂。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人士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积极支援全国爱国救亡运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19路军的将士们“实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迭次向蒋、汪陈述支援第19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还恳切表示：“我虽有病，亦愿抬榇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19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19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19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月12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她鼓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当即代表所部官兵表示：决“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在前线巡视中，宋床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19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照片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光荣史册。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何香凝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深感耻辱和沉痛，遂取出自己的裙子，并写诗一首，一起送给蒋介石。诗称：
“在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奇书网｜Qisuu。）
吾济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中帼裳，换你征衣去。”＇宋庆龄、廖梦醒怀念何香凝文章，《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0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遂共同等划，由杨佛杏＇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32年参与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等竭力相助，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宋庆龄还缁衣缁裙，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访问》中说道：“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她指出：日本侵略军叫嚷48小时消灭第19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并以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谓：“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5页。＇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三）海外华侨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19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莫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的电报，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飞回祖国。
越南堤岸市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整个堤岸市鞭炮轰鸣，群情振奋。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的“唐人街上之灯龙，竟作大蹈步之舞，而中国锣鼓声、呼喊声，震耳欲聋。”菲律宾华侨致电蔡廷锴，盛赞第19路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之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申报》1932年2月6日。＇
美洲一位侨领称第19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全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第19路军，特赠送蔡廷锗一块金匾，上面题刻“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中国致公党“即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武，所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19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淤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19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后因漱沪停战协定签订，乃将捐款半数汇往上海赈济战区难民，半数则汇往东北接济抗日义勇军。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19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日蓄一仙，汇寄上海慰劳第19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并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回国服务，虽死不辞。”＇沈立新：《海外华侨与淞沪抗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12万元。2月16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19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25万元。到20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100万元捐助第19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2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10万元和15万元。李清泉还倡议：“各商家永久抽捐，店员按月抽薪十分之一”＇《申报》1932年2月26日。＇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250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19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翌日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10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1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19路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月下旬又汇去1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1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
据第19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1068万元中，即有3/4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19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19路军。第19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15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至深夜，极为忙碌。”仅2月7日，就有约200名留学生搭乘由横滨出航的法国轮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培育救护人员回国服务，受训者达200余人；另有西医数人，亦自愿回国服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50名中国留学生，于2月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申报》1932年2月6日。＇
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读，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越等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位，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爱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箭，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土，有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深望海内外侨胞之助。”＇《申报》1932年2月2日。＇
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