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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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次日，毛泽东复电指示：
一、向国民党当局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奉命北移，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
二、如彼方要求马上结束，请先来一正式公文；否则，则让其封闭为好。但我方内部要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
李克农接电后，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再电国民党军政部，要求缓撤“八办”，并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疏通。
“皖南事变”
李克农心里清楚，这位李任潮（李济深）先生和蒋介石一贯面和心不和。1929年初，李济深作为蒋、桂矛盾的和事佬，由广州去南京，还曾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以后一直和反蒋人士来往频繁。李任主任的头几个月，的确曾给“八办”一些方便。所以，李克农找过他。然而，现在他也无能为力了。蒋介石此时磨刀霍霍，正酝酿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事变。李济深只好电告李克农说：
获悉贵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奉令转饬结束，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结束前如尚未经运用之资材，暂准酌量少数人员办理转运为宜，并限于1941年1月内运完，切勿再延。
实际上，李济深给“八办”又延长了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迫，头绪纷繁。
为了在桂林“八办”一旦取消的情况下，中共仍然能取得在南方活动的立足点，李克农化名“龙正泉”，租用了泗河别墅作为“公馆”，在此设立了新四军交通运输处。
形势逆转，速度惊人。恰在此时，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参谋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命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由50万人缩减到10万人。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调至长江以北，并连续电告中共华南局和军委会书记项英，趁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完毕，迅速率部北上，防止其突然袭击。
遗憾的是，项英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动，却与顾祝同商定新四军的北上路线，在国民党军队部署就绪的情况下，才开始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北移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布置的顾祝同、上官云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艰苦奋战7昼夜，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除两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新四军高级将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人无不悲愤万分！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际舆论广泛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
而蒋介石却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他还调集20万大军进攻华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反共分子弹冠相庆，第二次反共浊浪掀起了。
桂林的风向也急剧右转，“八办”门前，忽然布满了一群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有时，特务竟大摇大摆地闯进“八办”的大门。此情此景，令李克农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农令人将大门敞开，亲自站到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特务见是大名鼎鼎的李主任，赶紧溜走了事。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也时常来办事处，对房东进行恐吓和威胁。李克农听到后，总是立即从楼上走下来安慰房东说：“要坚持，不要听敌人的那一套。”
国民党特务招数使完，竟开来一辆汽车，把办事处的门墙撞倒。桂林“八办”已无望保留，李克农一面积极进行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一面迅速组织疏散和精心部署中共地下工作。
夏衍就是被安排疏散的一个重要人物。
1月22日，李克农打电话给夏衍，告诉他“皖南事变”的消息，并要他通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作好应变准备。
中午，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给夏衍打来电话，要求报社全文照登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稿件，声称此乃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必须一律照办。
夏衍马上打电话给李克农：“李主任，方才我的老乡周所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
李克农答：“好！但得十分小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
“皖南事变”后
根据李克农的要求，夏衍等人决定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即先把国民党中央社的电稿全文付排，并登在头版头条上，把它送给检查所审查，等盖上“审讫”的图章后，晚上打纸型时，再将那篇电稿抽走，另换它稿，使国民党的美梦不能得逞。
这一招，可惹恼了那些检查官老爷们，他们不仅将当天的《救亡日报》全部扣押，而且还给夏衍一个书面的严重警告。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夏衍正和同仁在报社的会客厅里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影闪了进来。
只见来人身穿棉大衣，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进门就喊道：“好悠闲啊，还在打球。”
灯光昏暗，夏衍仔细辨认：是李克农！
两人走进里屋，夏衍忙问：“办事处已被包围了，你怎么能出来？”李克农笑道：“黄省长用汽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这叫用大鬼压小鬼啊！”
李克农掩上房门，低声说，南方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特务就要在桂林下手，你必须立刻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
夏衍问到报社怎么办，李克农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办’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留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不就是任老用黄省长的汽车给送来的吗？”李克农显得胸有成竹。
终于，夏衍从黄省长手中拿到了机票，顺利飞往香港，算是逃离了虎口。
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到达桂林后，李克农夫妇考虑到她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工作为掩护，将李冰留在了广西工作。后来，李克农又曾打算利用中共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让李冰进入广西医学院学习。
经过交涉，广西医学院同意李冰入学。李冰非常高兴，总算可以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了。
然而“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李冰的“大学梦”成了泡影。李克农夫妇见李冰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桂林久留，让她随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先行赴重庆。这样，李冰又一次暂时离开了父母。
李冰乘坐的军用卡车，经贵阳到重庆。贵阳一带山路崎岖难行，来往军车很多。在途中的一次转弯时，李冰一行乘坐的卡车与一辆国民党军的运盐车相撞，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盐也散落一地，车上的人全都死了。李冰乘坐的车也差一点翻掉。
带队的同志命令开车的华侨司机不要停留，加速行驶，否则将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于是汽车开足马力，一夜未停，总算安抵重庆。
1月20日，桂林“八办”在寒风中被迫撤离。
临行前，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李克农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谈话，在桂林散发出去。
李克农让人买来许多航空信封、信纸，把材料打印成信笺式的宣传品，先用汽车经湖南到广西沿途散发；在撤离当中，又沿路分批邮寄，使得“皖南事变”真相昭示天下。
2月24日清晨，李克农率领“八办”最后一批人马，分乘一辆交通车、一辆卧车撤离了桂林，向重庆驶去。
由于桂林“八办”与房东全家相处甚久，感情很深，临行前，李克农将自己用过的景德镇小茶壶、办事处同志锻炼身体的石锁、学习文化时用过的小黑板和搪瓷记事牌、唱歌时用来伴奏用的“真善美”牌口琴以及一些《新华日报》和书籍等等，都送给了房东。这些珍贵的物品，解放后被房东一家全部赠送给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事处的汽车开走了。一路上，国民党交通检查站蓄意制造磨擦，多方无理阻拦，李克农虚与委蛇。当车行驶到一品场关卡时，国民党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个上校处长要搭车去海棠溪开会。秘书龙潜问怎么办，李克农微微一笑说：“这还不好办，让他上车，送我们去重庆。你去叫他上来，我来招呼他。”
上校处长上了车，一路上由他出面打招呼，免去了李克农不少麻烦，一行人顺顺当当地把车开到红岩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大门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那位上校处长下了车，还一直以为自己搭乘的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军车呢。显而易见，这其中免不了李克农的巧言。
第五篇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
李克农抵达重庆后，稍事休整，于1941年夏，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李克农一行分乘三辆大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驶离重庆。沿途国民党军岗哨林立，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阴森的碉堡。当卡车进入陕西潼关时，突然国民党军的几挺机枪挡在了卡车前头，几名国民党兵登上卡车，缴了八路军官兵的枪，并扣留了李克农一行和车上的物资。形势十分紧张。
李克农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压，大家要有进敌人集中营的思想准备。”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关注。经过紧急交涉，李克农一行经过一天两夜的扣留，被国民党军“押解出境”。
为避免麻烦，三辆卡车加速急驶延安。经过重重艰辛，当大家远远看见披着老羊皮袄的八路军岗哨时，都欣喜若狂，连蹦带跳，几乎将车箱底板踩坏。
宝塔山气势巍峨，延河水清澈见底，中国革命的圣地张开了怀抱，迎接着李克农这位远行归来的战士。
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邀请他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吃饭。谈到李克农一行在赴延安途中的经历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冤家路窄，我们怕你们回不来了。”（当时驻守潼关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徐恩曾———早年李克农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过情报工作）
毛泽东还开玩笑地问李冰：“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赵瑛则被安排进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
黄钢对延安时期的李克农有如下的描绘：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1941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方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这些重要原则，给情报工作以有力的指导，使中共抗战时期的情报工作从单纯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变为以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为主。这是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李克农认真学习了中央决定，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的话，常常萦绕在他的耳边。他认为，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情报保卫干部中兴起了调查研究、注重实际的风气。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段时间，李克农参与了中共在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员深入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关，获取日、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
李克农一贯主张将秘密的情报工作与公开的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不仅能扩大情报的来源，而且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能够克敌致胜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李克农多次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