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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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民生中学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学校党组织由李克农具体负责。这里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开展革命活动。学生们被组织起来，参加“济难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气氛相当活跃。
正当北伐战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天空中隐隐显出一片阴云，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面目逐步暴露出来。这时的民生中学也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监视、干扰和流氓帮会的捣乱。
闯入青帮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尚未侵入芜湖时，青帮是地方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
青帮，又称“安清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秘密社团之一。这个封建的帮会起源于明代的罗祖教，最初分布在北直（今密云）、山东一带，后由北直、山东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对外号称“潘门”或“潘家”。内分两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州、台州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因此也称为“巢湖帮”。从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间， 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活动是为清政府承办漕运。青帮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手工业工人，总之，这是一个以运输工人为主的下层社会秘密团体。青帮的组织很严密。它按辈份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其成员恪守“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的原则，使得大批粮船水手参与其中。清末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沦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江、江北，并逐渐向太湖流域及上海扩展，转而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无产者团体。其成员不仅有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还有不少被裁革的兵勇。此时芜湖青帮的头子，名叫马玉伯。
马玉伯，诨名马二疤子，在青帮内，他属“通”字辈，本来并不能坐上龙头老大的位子。1927年3月，马玉伯在国民党右派的扶持下，网罗一批青帮流氓，组织了一个“芜湖市工人统一委员会”，他自封为委员长，时常带领手下同中共领导的总工会和店员工会作对，颇有要称霸江城的势头。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组织反击，李克农和阿英等奉党的指示，打入了青帮内部，和他们建立了关系。马玉伯虽知李克农和阿英有“赤党”之嫌，但因这两人也都是江城名人，前来投拜到自己门下，他感到面子很光彩。李克农和阿英在青帮中排行“悟”字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完全撕掉了左派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共”为名，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一时间，扬子江暗流汹涌，赭山上乌云密布。
马玉伯———这位掌握地方局势的青帮头目，一时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对象。
蒋介石的人不时在马宅进进出出，而马玉伯呢，因局势还不明朗，尚在观望之中。
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出李克农和阿英，去做争取马玉伯的工作。时逢马玉伯父亲去逝，李克农精心准备，前往吊孝。
马宅的大门被叩开了，李克农递上了名帖，当然，按江湖的礼节，李克农没忘备上丧礼。
有人吊孝，马玉伯焉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克农被请了进去，他恭恭敬敬地走到马玉伯父亲的灵前，行礼如仪，一席吊词直说得马玉伯感动万分，他向李克农深鞠一躬，替先人受礼。
这次吊唁，使李克农受到了马玉伯的信任。此后一段时间，马玉伯对国民党的说客采取了不疼不痒的态度，李克农等中共党员暂时有了安全保障。然而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安徽军阀陈调元悬赏5万元通缉李克农。李克农和阿英等一些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处境日见艰危。小小的马玉伯也无法左右局势，他们只得被迫撤离，起着革命据点作用的民生中学最终也被反动当局封禁。为躲避追捕，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人急离芜湖，到江北李克农本家经营的一座农场里去避难。不料却被国民党军警侦悉。赵瑛得知消息后，拖着怀孕的身体，抢在敌人前面，冒雨渡江，向李克农等通风报信，终于化险为夷。
石城遇救脱险
这段经历，阿英在192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生动详尽的记载： 1927年4月20日雨
在下午，连续着一个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但田埂上泥深过尺，仍旧是不能行走。晚饭后，我们已在书房里谈天，突然稼轩（李克农别名）的夫人来了，遍身被泥污涂满了，脸上满布着恐慌的神情。她通知我们即刻就要离开这村庄，说地址已被敌人侦悉，逮捕的火轮就 要开来。她是冒雨乘着划船过江的。上岸后，走了八里的烂泥埂。她这时还在病中……于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我们各人便又换上草鞋，匆匆的把比较不重要的文件烧毁了，跳上系在屋后小湖旁的小划船……我们什么都没带，五六个人只有一床行李，一个箱子，还有几件极重要的公文。
随后，一行人经过商议，决定由阿英率领一部分同志取道皖北，千里步行跋涉到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李克农几经辗转周折，于1928年1月到达南京。
古城金陵，巍峨苍茫，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此时此刻的石头城，却是钟山无语，大江落泪。一派萧瑟肃杀的景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城内的丁家桥前江苏恕议会举行典礼，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南京下关街头，热闹喧嚣，身穿长衫、躲避通缉的李克农，在这里被几名军警给“钉”上了。怎么办？跑！
说时迟，那时快，李克农脚底生风，穿大街，过小巷，想方设法甩掉那几个尾巴。没想到那几个军警竟像魔影一样，死钉不放，穷追不舍。
李克农一阵猛跑，一不留神，撞在马路中间一个黄包车上。车里坐着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这位军官刚想发作，抬头一看，不禁失声惊叫道：“曼梓（李克农别名），是你？”
话音刚落，李克农向后呶呶嘴，这位军官会意地把李克农拽上了车。赶上来的几个追兵，发现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仿佛上了天，入了地，忽然没了踪影，一个个提着枪站在马路上四处张望……这位军官，就是王振武。
民生中学被迫停办后，王振武和李克农依依惜别，回到家乡霍邱。此刻，他已官居国民党霍邱县党部筹委、霍邱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同时还在国民党暂编第六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在小小的霍邱县城，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是专程来南京办事的，没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中遇上了李克农。王振武很诧异地问李克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
“你知道，”李克农说：“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来被发觉，国民党通缉我，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幸亏遇见你。”
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决定帮老朋友一把。他随后“任命”李克农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书”，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把李克农从上到下“武装”起来。
1月23日，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邱县城。王振武的家离国民党县党部不远，李克农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李克农安全地度过了三个多月。不久，风声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后面坐的是李克农。王振武放出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要带家属出城游玩。
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站住！检查！”
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原来是王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
两乘小轿顺顺当当地过了城门。
一路上，岗哨林立，有王振武开道，他们顺利地出了霍邱县境。接着，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东去的列车，安抵上海。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中共地下党联络点，让李克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才返回故里。
为这，王振武被人在背后“奏”了“一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而视友情如泰山。”对王振武的这次义举，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建国后，两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称“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上海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在往来穿梭；黄埔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码头上，汗流浃背的搬运工背负重包，在工头的皮鞭下，奔忙于轮船与码头之间。这，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农踏上了这块土地，看着这座既繁华而又黑暗、既喧闹而又险恶的城市，李克农内心涌现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农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太阳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李克农的好友阿英和蒋光慈、洪灵菲等都是创办人，它的成员也全是共产党员。
正在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阿英，见到久别重逢的李克农，真是大喜过望。两人又像在家乡时一样，经常白天走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深夜又一起提着浆糊桶，走上大马路张贴革命标语。
这段时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等人一起进行文化宣传活动。李克农本人也曾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过《铁甲车》和《老百姓》两张报纸，都因言辞激烈，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两张报纸的寿命都不过三个月左右。
李克农刚来上海的时候，同他的好友宫乔岩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间小房子里，宫乔岩此时也被编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农过去在民生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宋季仁，因为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受通缉，由仔共党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来和李克农他们住在了一起。由于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个临时的小铺，早拆晚铺，伙食也两份分作三份吃，过起了“共产”生活。
后来，宫乔岩从小房间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后，宋季仁就开始为李克农跑交通、送情报。
由于经济拮据，李克农和宋季仁每天只能买上几只大饼充饥，好在他们都是乐天派，以茶代酒，倒也兴味十足。
为填饱肚子，李克农开始典当起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宋季仁看不过去，很想为他分担一些生活的担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桥上有几个“瘪三”帮着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也上前试着推了几趟。不料这几个‘瘪三’竟上前将宋季仁团团围住，一顿猛打，直打得宋季墒鼻青脸肿，口袋里刚刚挣来的几个铜板也被一抢而光。值班的巡捕不闻不问，宋季仁只好自认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农看见宋季仁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一个劲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说，李克农最后终于动怒了，说：“小宋，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迅速离开。”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季仁只好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克农听毕，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上海这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推车的瘪三要给巡捕交‘拔头’，推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宋季仁进入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华印刷所当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过晚上的时间仍然给李克农跑交通。
李克农初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诊所，“福兴字号”则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老板”熊瑾玎是位经营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后，“老板娘”朱端绶也被从汉口接来。在上海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自家的买卖。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处所。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机关的会计，朱端绶则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处理机关里的事务等工作。熊、朱二人实际上是一对假夫妻。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离此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终于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心脏在上海跳动起来。这里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地广人杂，便于隐蔽；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设立了庞杂的租界，不查户口，易于找住房，对设立党的中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十分有利。这，是一个任苍龙遨游的大世界。
成为“红色特工”
然而，上海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