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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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五、对青海、西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
“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 。为了保持明朝与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须把守好镇番、西宁这个门户。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众“番族”“聚族”聚居，明人均称西番。洪武四年设河州卫，同年置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十一年立岷州卫，十二年立洮州卫。洪武六年立西宁卫。朱元璋说，“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弃之不守”，“岂良策哉”。 明代西番还包括西藏地区。明朝在这些地区设立了朵甘都司和乌斯藏都司，以加强控制管理。
在政治招谕和军事征服之外，朱元璋父子还利用贸易和宗教作为手段进行笼络。贸易已详前文，此谈宗教。明朝法律对僧道限制甚严，民间不准私行剃度为僧，僧人需进行通经考试。但对于番僧优礼隆厚，实欲借其力以稳定“番族”。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阴助王化” 。
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京师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对番僧的优礼，无以复加。“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京师” 。朱棣甚至称昆泽思巴、哈立麻为“尚师”，即“上师”，后又封他为“大宝法王”，给以极高的荣誉，赐予甚厚，所费不惜。后来番僧相继来朝，昆泽思巴被封为“大乘法王”，黄教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被封为“西天佛子”。许多来朝贡的番僧长期住在京师。陆容说：“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乱仇杀，一时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谕之，则磨金恬剑，顶经说誓，守信惟谨。盖以驭夷之机在此，故供给虽云过侈，然不烦兵甲刍粮之费，而阴屈群丑，所得多矣。” 其策略是成功的，虽非创见，却开有清一代利用宗教笼络少数民族的先河。
《明史》说：“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公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无番寇之患。”
同时，西番诸族不论大小皆许入贡，“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
这样，朱元璋父子用军事征讨、宗教笼络、入贡给赏等各种手段控制了西宁地区，从而保护了河西走廊并防止了蒙古势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个西域的控制加强和巩固了，不仅阻止了鞑靼、瓦剌向西域渗透的可能，明朝反得以西域之地扼制之。比如，帖木儿汗勾结元裔完者秃（本雅失里）图谋东进时，朝廷便得以及时了解，并有所准备。
经营东北、经营西域的活动贯穿了朱棣的后半生。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控制，不仅仅是以之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而且是为明朝的势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巩固，其实，它是朱棣整个宏图大业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谈到。
六、开设贵州
明代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广东、广西，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苗、瑶、壮、彝、侗、傣，等等。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管理这些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土人头目，在当地世袭为官，即世官，土官按当地风俗习惯，管理当地的社会生活。土官可能是宣抚司、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的官员，称土司，也可能是府、州、县官，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用流官，即朝廷可以任意调遣的官，代替土官，叫做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结果是密切了当地与内地的关系，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管理。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是明朝永乐时期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的最大成绩。
洪武时在贵州地区只设贵州、思州、思南州等宣慰司，并设都指挥使镇守其地。贵州宣慰使隶属于四川，思州、思南宣慰使隶属于湖广，普安、镇宁等州隶属于云南。著名的彝族女首领，水西人奢香，就是贵州宣慰使霭翠的妻子。她曾因不满镇守都督马烨的暴政，到南京向朱元璋马皇后告状。后来马烨被朝廷处死，奢香保证“世世戢诸罗（彝族），令不为乱”。“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使西南一方得以安定。
永乐初年，思州、思南两地宣慰司首领相互仇杀，明成祖朱棣命镇远侯顾成前往平乱。祸乱平定后，明成祖朱棣下令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加强了对当地的行政管理。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正式提升为省一级行政机构。贵州布政使司所辖六府、四州、一安抚司、十五卫。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又在当地设立了贵州提刑按察司。于是贵州地区的行政管规格和理系统就与内地其他地区一样了。贵州布政使司等行政机构的设置，被称为，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安定了西南边疆。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经过他的努力经营，明朝永乐时期的版图，按《明史》说是：
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是溏”尽入版图。
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此时的明朝，大致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虽不及元，但远较清为广大。清朝丢失了包括满族发祥地的外兴安岭以北地区，是尽所周知的事实。
七、严密的防御体系
明朝虽然在鞑靼、瓦剌地区封当地首领为王，设置了一些羁縻卫所，并实施各种政策加强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但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中突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炫 …書∧ 網，蒙古地区需要内地提供的生活物质，甚至不惜以抢掠手段获取，所以鞑靼、瓦剌经常对内地进行侵扰。明朝在对其怀柔抚绥的同时，不能不加紧防御。“选任名将，总率兵马，修饬边备以待之。自辽海至于两鄙，要害之处，皆有其人焉” ，所谓“列镇控制四夷” 。号称“九边”的北方重镇，永乐时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已驻有重兵。总兵官领兵戍守，营堡墩台，分其缓急量设兵马，平时走阵、哨探、守■、焚荒，皆其职。敌“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贪戾而务广大也。卫边地而死民死”，“日戒修军政” 。其时“边政严明”，诸官军“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 。
1．严关坚堡，且耕且战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区的军事工事的建设，洪武时关隘烽堠遍布边境，“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用以“限隔内外”，“詟服胡虏，抚辑边氓” 。
永乐以后，由于大宁都司的内迁，宣府等地成为冲要，后来迁都北京，靠近边境，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其主要设施有屯堡、壕堑、墩台。
据《山西通志》载：
土堡 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语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势便也。
堑窖 多凿于近垣，以阻侵轶，凿地横垣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盖城堡所以能御患者，以有堑窖为恃也。
烽墩 多设于边境，以时侦望……相地形高耸足以眺远者，筑立墩台，设军戍守。一旦有警，昼则鸣炮，夜则烽火，庶警报易以飞传，兵马便于召集。
永乐时期所修大体类此。
水乐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有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了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
朱棣还屡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务要壕堑坚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顷刻少怠，钦此。
永乐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处城池，务要十分整理得坚，屯堡务要修理得停当，摆布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将亲来巡视，钦此。
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边及各难守屯堡，即将人口头匹，尽数收拾入坚固屯堡内居住，务在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必然就擒。钦此。
据《译语》说：“虏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旷日费力也），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尝有畏死退缩者，贼入则无唯类” 。因此，屯堡的坚固，对保护沿边军民不遭侵扰有相当作用。
宣府以外，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沿边要地都有屯堡设置。永乐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各处屯堡建设的情况 。朱棣还规定了屯堡的规制：
“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
沿边还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苦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 永乐十年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胡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 。永乐十三年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 永乐十一年二月，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曰：“前尝令边将于诸屯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水，凡邻近各屯行李刍粮孳畜皆置于内。有警则诸屯相与协力拒守。尔独不遵。尔别有良策否？即有缓急，不致误事否？宜深计之，毋贻后悔。”
烟墩之设有定制：
“永乐十一年令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外开壕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了，以绳梯上下” 。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这样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城 ，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便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至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 。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 。又如：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