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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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在他办公室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跟随他一起来到海军部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请资深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担任自己的非正式顾问；任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取代了年龄几乎大丘吉尔一倍、声望极高、思想却跟不上形势的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任命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后来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又任命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40岁的海军少将戴维·贝蒂为自己的私人海军事务秘书。这些任命都是丘吉尔到任后几个星期内发布的。
1912年1月，丘吉尔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务大臣具体领导。丘吉尔还下令对参谋人员进行培训，并要求将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作为培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就是由作战参谋部提出来，而且在战争爆发后予以采用了的。比如，对德国实行的“远距离封锁政策”即是一例。
丘吉尔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与海军部的传统行政模式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较严重的矛盾。海军部不同于商务部，它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丘吉尔认为这种局面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言是很糟糕的。他开始改变海务大臣们的职能，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布里奇曼爵士就是不满于此并与丘吉尔发生争执而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丘吉尔坚持要他以健康原因辞职，而以更听话也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一海务大臣，为此丘吉尔遭到了保守党人的抨击。但有时丘吉尔也不得不作些妥协。比如，海军中一些高级指挥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自己的长官深表不满。一次，挨了批评的诺尔基地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司令的指挥权，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以提出辞呈相要挟，丘吉尔被迫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丘吉尔的做法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大受欢迎。他提高了已有半个世纪没变动过的士兵薪饷标准，修改了军纪条例中的某些处罚士兵的荒唐规定，并为士兵升迁为军官打开了一条尽管还十分狭窄的通道，规定优秀的士兵可以被任命为军官。海军的《舰队》月刊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约一年后曾撰文指出：“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在推动海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方面，他显然比他的前任麦肯纳做得要好，这一点是海军中从上到下都有目共睹的。丘吉尔一改过去“主张节俭”的旧形象，大力主张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海军军备竞赛中要压倒对方，因而提出了高额海军预算。1912年1月，德国想同英国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这显然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手段；因为当英国政府的代表、陆军大臣霍尔丹到达柏林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会宣布将大幅度增加德国的军费开支。这位被称为“凯撒”的威廉二世在讲话中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他还说，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
1912年2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演说。他宣称，英国人从儿童开始就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精神准备，英国从来都不缺海员。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他特别提到海军对英德两国的不同意义：“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丘吉尔的演讲在德国和英国都引起了不满。威廉二世斥其为“狂妄自大”；英国内阁中则有人认为丘吉尔讲话太激烈，不慎重。但英国新闻界对这篇演讲却好评如潮。《泰晤士报》甚至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或许是……自1889年乔治·汉弥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1912年春，丘吉尔提出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兵力加强北海海域的防卫，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这项计划在实施时被大打折扣。丘吉尔还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为此他与法国海军部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由党的广大党员反对与法国结成任何联盟，因此他只能将会谈局限于互通情报而不相互承担义务。
丘吉尔在领导海军战备工作的过程中，充分注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作用。他决定使用石油取代煤作军舰的燃料；在他的坚持下，内阁终于同意以200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效益十分显著的投资少、收益大的成功生意。他冒着风险决定将新型军舰上的主力火炮由13．5英寸口径改为15英寸口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他极力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在使用水上飞机和飞艇方面进行大胆试验，他甚至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
进行技术更新的昂贵投资使海军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丘吉尔在提出1913年的庞大海军预算时，不得不非常策略地建议英国与德国进行谈判以暂停海军军备竞赛。其实他心里早已认定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德国人对此建议毫不理睬，因此丘吉尔能够在同年11月理直气壮地提出警告说，海军的1914年预算又将比上年更加庞大。担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与丘吉尔态度一致，但也认为海军部的预算是过于庞大了。他在伦敦《每日纪事报》于1914年元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暗示说，伦道夫勋爵宁愿辞职也不同意过分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丘吉尔微妙地反击道，他自己对“凡属此类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内阁尚在考虑之中，就不接受报界的采访。”两个人的矛盾在逐步升级，似乎只有一方辞职才可能结束冲突。但劳合—乔治认为内阁不能少了丘吉尔这样杰出的人才，他甚至说，丘吉尔留在内阁里“值百万英镑”。于是，1914年1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两人进行了被丘吉尔形容为“一场文雅却又要命的”谈判。后来他俩又与首相阿斯奎斯进行了三人会谈，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丘吉尔1914年的海军预算几乎被全盘接受，但他也被迫承诺在编制1915—1916年度预算时要紧缩开支。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建造战列舰的计划被完全通过。1914年3月，丘吉尔就海军预算问题在下院发表了被《每日电讯报》称为“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有分量和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914年7月24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伦敦。第二天是星期六，丘吉尔正和家人在克鲁默度周末时，又听到消息说，塞尔维亚实际上已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要求。星期天晚上丘吉尔返回伦敦后，立即认可了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亲王已经作出的取消次日疏散舰队计划的决定。在其后的一周里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30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丘吉尔遂命令各舰队立即进入战斗岗位。此时内阁大多数成员正在为战争的前景忧心如焚，而丘吉尔却信心十足，精神振奋，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发生的每件事都在导致灾难和崩溃。我感到有趣、亢奋和快乐。难道造成这种状况还不可怕吗？采取种种防范措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乞求上帝宽恕我这种令人可怕的轻率情绪。然而为了和平，我将竭尽全力，没有什么能诱使我会不公正地去回击这种灾祸。”
丘吉尔向内阁提出了实行海军总动员的要求，但内阁未予通过。8月1日晚，丘吉尔收到“德国已对俄国宣战”的电讯，他立即到唐宁街10号对首相说，他准备先自行下达总动员令，然后再请内阁追认。第二天，内阁开会批准了这一决定。8月4日，内阁在得到德军已侵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决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在当晚11时以前从比利时撤退；德国方面未予答复。晚上，丘吉尔在海军部，“与为数不多的海军将校们以及一班秘书人员，手中拿着笔，等待着”宣战时刻的到来。当大笨钟敲响11点时，海军部对德国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此刻，许多内阁大臣都满腹失望的情绪，显得忧心忡忡。而丘吉尔则完全两样，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和《上帝保佑英王》的国歌声中穿过近卫骑兵检阅场，再次去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情况。据两次看到他去拜访首相的人说：“他的表情并不沮丧，也不得意洋洋，毫不感到惊诧。他径直走了，就像一个人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一样”；他“面带笑容大步朝内阁那带双扇大门的房间走去”。
在宣战后的几周内，丘吉尔和他建立的海军部执行委员会每天上午开碰头会，对如何调动舰队，在各个海域中拦截德国巡洋舰和商船进行研究和部署。最初的战况令丘吉尔和海军部感到失望，拦截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型巡洋舰“勃赖斯劳号”的行动，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指令混乱以及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判断失误而招致失败。此后情况有所改观。8月27日至28日，英国轻型舰艇部队在赫尔戈兰岛附近对德国舰队展开攻击，关键时刻英国的战列巡洋舰赶到，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结果使德国损失了3艘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其他几艘巡洋舰也受到重创，而英国海军的损失轻微。这一仗极大振奋了英军的士气，被欢呼为一次重大胜利。德国方面则严令海军指挥官今后应极力避免采取冒失行动。
德国人很快就有了报复的机会。9月22日，德国潜艇在荷兰沿海成功地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3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克雷亚号”、“霍格号”和“阿布金尔号”，舰上人员有三分之二丧生，总数达一千四五百人。这类陈旧而缓慢的军舰在敌方潜艇容易到达的海域巡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一些英国军官甚至称其为“活钓饵中队”。丘吉尔在听到议论后立即警觉起来，在出事的几天前就下达了改变部署的指令，但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延误，未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与此同时，丘吉尔应法国人的请求，向敦刻尔克派出了海军陆战队。他征用了50辆伦敦的公共汽车把部队运往海滨，又把他们安全运过了英吉利海峡，并多次亲自到前线去视察。但战斗并没发生，人们看到的只是丘吉尔和他的部队在前线跑来跑去，因此戏称其为“敦刻尔克马戏团”或者“丘吉尔马戏团”。上述事件为丘吉尔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但招致更多物议的还是此后不久发生的安特卫普事件。
当时德国人正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向前推进。8月20日，布鲁塞尔陷落。10月2日，伦敦得到消息说，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安特卫普，准备撤退到奥斯坦德。此刻阿斯奎斯首相正在外出途中。丘吉尔、外交大臣格雷和新任陆军大臣基奇纳经过商议后决定要求比利时政府坚守安特卫普。恰逢丘吉尔正要再次去敦刻尔克访问，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丘吉尔应在去法国期间到安特卫普转达上述意见，并了解该地的军事形势。
10月3日下午丘吉尔到达安特卫普，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商谈。比利时人同意在该地坚守10天左右，以等待协约国援军的到达。丘吉尔也当即命令敦刻尔克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先派两个旅来增援安特卫普。10月4日，丘吉尔致电阿斯奎斯，请求准予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并授予他在安特卫普的正式军事指挥权。基奇纳表示可以授予丘吉尔中将军衔；但首相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离谱，因而拒绝了这一考虑。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从前是一名骠骑兵中尉，如果接受他这个建议，他就有权指挥两名卓越的少将，更不要说准将、上校等军官了，可是海军只不过提供了很少几个旅的兵力。’内阁用笑声对这一想法表示欢迎，最后则任命中将亨利·罗林森爵士统率安特卫普的英国军队。”
丘吉尔遭到拒绝后再次提出请求，坚持要求留在安特卫普。他实际上已将该地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他任命海军情报处长奥利弗将军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各种军务，并亲自冒着猛烈的炮火到各处视察。
但是，内阁要丘吉尔立即赶回伦敦履行自己的职务。10月6日，罗林森爵士抵达安特卫普，丘吉尔交出了指挥权，于当晚返回伦敦。就在丘吉尔走后刚刚几小时，比利时政府就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比利时军队主力撤离阵地，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溃退中，英国的几个海军陆战队旅被打散，有大约2500人被德军俘虏。保守党人因此而对丘吉尔进行了猛烈抨击。实际上，丘吉尔在安特卫普的工作至少使该城的陷落推迟了5天，这对当时这一地区的战争局势发展至关重要。
10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