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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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太太照料小温斯顿的情况何其相似！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cc）。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比如以下一段描写：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与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演讲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伦道夫勋爵的影子。
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对共产主义者的丑化和对英国政府的贬损。在《萨伏罗拉》中描写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最丑恶的特征。这反映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而产生的强烈憎恶情绪。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炫｜书｜网】征意义。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为了解嘲，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意。
丘吉尔这部两个月写成的小说，首先在伦敦《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于1900年2月，由朗曼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丘吉尔虽感高兴，但在这方面却又有些信心不足。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
评论界对于《萨伏罗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或许《旁观者》杂志给予的评价最高：
“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则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但这本书仍然在后来几次再版。这或许是丘吉尔成为伟大人物后的名人效应。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丘吉尔传……４ 《河上的战争》
４ 《河上的战争》
尽管丘吉尔已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出了两本书，但他仍然有着一种紧迫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进之。”1898年夏天，他又获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赶回伦敦，请求母亲设法帮他尽快调往英军驻埃及的部队，他渴望参加对苏丹的战争。
19世纪70年代，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占领了苏丹。
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起义军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1885年喀士穆战役中，还击毙了曾经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准备“为戈登复仇”的行动，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丘吉尔为了赶上1898年对苏丹军队的决战，已预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行装。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英军驻埃及部队司令基奇纳将军的拒绝。丘吉尔“感到埃及军队司令赫伯特·基奇纳爵士毫不掩饰地和我作对，对我怀有敌意”。他在回忆那一时期的经历时写道：“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有很多不了解我和对我不友好的人，他们不赞成我的举动。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另一些人索性骂起我来。他们骂我‘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虽然基奇纳将军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伦道夫·丘吉尔夫人通过社交密友杰妮小姐，找到基奇纳的副手伊夫林·伍德爵士从中斡旋也无济于事，但丘吉尔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直接求助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首相则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帮忙。由于基奇纳要依靠克罗默勋爵的密切配合，同时他需要将第21轻骑兵团作紧急调动，于是同意给丘吉尔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由他给该报撰写苏丹战争的战地通讯。丘吉尔加入第21轻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许多士兵因受不了干渴和酷热而中暑病倒。丘吉尔身体状况较好，在艰苦条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为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没有倒下。但他担心的是在战斗中受伤；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请求道：“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丘吉尔随部队向喀士穆挺进。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4万名托缽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场。此后，第21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后来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次战斗：
“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更说不准了。”
1898年9月的决战，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时起义者的首领马赫迪已死，人数众多的苏丹军队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领。尽管他们作战英勇，但装备和战术水平都还停留在中世纪，因而终于败在大英帝国新式武装的镇压下。苏丹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缽僧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他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手段。
他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军队的想法。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况且自己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快，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的驻扎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他仍然热爱打马球运动，并在军人马球锦标赛上卖力地为本团赢得了胜利。运动和军务之余，他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1899年3月，在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全书23章中的18章。返回英国途中，他还在开罗作了短暂停留，从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他这部名为《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纳将军的不满。他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他尤其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进步托利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行为。”
丘吉尔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纳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他写道：
“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是极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也许这样做对英国的慈善家们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 3ǔωω。ｃōｍ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不用说，这些论述必然会引起英国官方的愤怒。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本来不愿与政治领袖们发生龃龉，后来此书再版时，他对上述批评及类似的言论作了大量的删减。
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与丘吉尔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蓓尔美尔杂志》也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展望》杂志赞扬说：“丘吉尔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①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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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累克（Kinglake，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854年曾去克里米亚旅行，著有《克里米亚战争史》8卷。
《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该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也有些评论批评丘吉尔“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
丘吉尔传……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丘吉尔的独特经历练就了他对战争的特殊敏感。1899年9月，他预感到英国同南非的两个由荷兰布尔人建立的独立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同《晨邮报》商定，他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
丘吉尔动身前，受到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约见。然后他搭乘英军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乘坐的开往南非的轮船离开了伦敦。此时的丘吉尔“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拿破仑时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属于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丘吉尔曾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前结束。但在开普敦上岸时，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英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战争肯定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丘吉尔决定尽快奔赴纳塔尔前线，他认为那里将发生最激烈的战斗。他换乘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