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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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任，参谋长薛克忠。下辖第五十五师（傅光辉任师长，张明任师政治委员）、第五十七师（张复振任师长，张文彬任师政治委员）。该军建制归第二野战军前曾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50年初，该军转入执行剿匪反霸、建设地方武装等项任务，至1950年6月底，基本肃清所辖陕南地区的匪患。1950年底，陕南军区撤销，第十九军移防西安兼陕西军区。
刘金轩兼任军区司令员，马明方兼任政治委员。1952年7月，第十九军军部改编为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第十九军及其所属番号撤销。
第二野战军序例1949年2月5日，由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称；2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前委。
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委员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书记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机关：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
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姚继明军政处处长余非情报处处长柴军武新闻处处长李永悌通信处处长张有年机要处处长林桂森军械处处长黄以仁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保卫部部长卜盛光民运部部长李庭桂联络部部长杨松青俘管处处长袁血卒编辑出版处处长胡痴新华社分社社长王敏昭直属政治处主任唐济盘后勤司令部（1949年2月成立）
司令员段君毅政治委员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刘岱峰姚继鸣副政治委员穰明德参谋长姚继鸣（兼）
政治部主任邓存伦卢南樵（后）
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兼）李泛山（后）
政治委员谭映月卫生部部长齐仲桓钱信忠（后）
政治委员马琮璜兵站部部长李静宜
政治委员萧鹏运输部部长郝炬政治委员杨杰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卜盛光第三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杜义德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副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副主任钟汉华后勤部部长刘清胥光义（后）
第十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杜义德（兼）
政治委员王维纲副军长范朝利参谋长高厚良政治部主任许梦侠供给部部长陈三纪卫生部部长孙毅华第二十八师（由原第四旅改称）
师长陈中民张奇（后）
政治委员姚克佑第二十九师（由原第六旅改称）
师长周发田政治委员于笑虹第三十师（由皖北独立师改称）
师长马忠全政治委员鲁大东第十一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副军长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刘华清胥治中后勤部部长王子清第三十一师（由原第七旅改称）
师长赵兰田政治委员周维第三十二师（由原第八旅改称）
师长何正文政治委员卢南樵第三十三师（由原第九旅改称）
师长童国贵政治委员高治国第十二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王近山政治委员王近山（兼）
副军长萧永银副政治委员李震参谋长萧永银（兼）
政治部主任李开湘后勤部部长王耀显第三十四师（由原第十六旅改称）
师长尤太忠政治委员邵子言唐平铸（后）
第三十五师（由原第十七旅改称）师长李德生政治委员李如海第三十六师（由原第十八旅改称）
师长邢荣杰政治委员刘昌第四兵团（1949年2月由陈质兵团改称）
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陈赓（兼）
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刘志坚参谋长郭天民（兼）
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兼）
副主任胡荣贵后勤部部长赵炳润政治委员杨世荣第十三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第十三旅与豫西军区部队组成）
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副军长陈康副政治委员廖冠贤政治部主任廖冠贤（兼）
后勤部部长任学恭第三十七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长周学义政治委员雷起云第三十八师（由原第十三旅改称）
师长徐其孝政治委员南静之张丕绪（后）
第三十九师（由豫西军区部队组建）
师长黎锡福政治委员侯德才第十四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第八纵队的第二十二旅与起义的廖运周师组成）
军长李成芳
政治委员雷荣天副军长王启明参谋长王启明（兼）
政治部主任朱佩瑄供给部部长党元成卫生部部长刘辉儒第四十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长刘丰政治委员侯良辅第四十一师（由原第二十二旅改称）
师长查玉升政治委员丁荣昌陈明（后）
第四二十师（由淮海战役起义的廖运周师和第十一旅一部改编成立）
师长廖运周政治委员张子明第十五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
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副军长刘昌毅参谋长张蕴钰（后）
政治部主任余洪远副参谋长张蕴钰后勤部剖长胡孝武第四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五旅改称）
师长张显扬政治委员薛祷第四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六旅改称）
师长向守志政治委员向守志（兼）
第四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七旅改称）
师长崔建功第五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政治委员张霖之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甘渭汉代理主任王幼平副主任石新安后勤部部长吴机章第十六军（由原第一纵队与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副政治委员戴润生参谋长杨俊生政治部主任吴买后勤部部长尹痴生第四十六师（由原第一旅改称）
师长齐钉根政治委员范阳春第四十七师（由原第二旅改称）
师长李觉郑统一（后）
政治委员郭强第四十八师（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改称）
师长郑统一代理师长王晓（1949年8月）
政治委员李一非姜思毅（后，1949年8月）
第十七军（由原第十一纵队与冀鲁豫部队组成）
军长王秉璋赵健民（后，兼）政治委员赵健民副政治委员萧元礼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后勤部部长王耀华第四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
师长汪家道政治委员况玉纯第五十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
师长胡华居政治委员卿正兴第五十一师（由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独立支队组成）
师长闵学胜政治委员崔子明第十八军（由原第一纵队第二十旅与豫皖苏军区队队组成）
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军长昌炳桂副政治委员王幼平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后勤部部长夏仲远第五十二师（由原第二十旅改称）
师长吴忠政治委员刘振国第五十三师（由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师长金绍山政治委员王其梅
第五十四师（由原豫皖苏军区各军分区主力团组成）
师长魏洪亮政治委员罗野岗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李达政治委员李达（兼）
副司令员孔从洲副政治委员谭善和参谋长赵章成巫金峰（后）
政治部主任张力雄军事政治大学（1949年1月15日，由中原军政大学改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校长刘伯承（兼）
政治委员刘伯承（兼）
副校长潘梓年教育长徐立行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校务部部长武承先第五十八军（1949年2月由原桐柏军区部队组成，5月军部及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划归河南军区；第一七二师改为湖北军区独立师）
军长高树勋孔庆德（后）
政治委员方正平副军长杨秀昆副政治委员张力之参谋长张西三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兼）
第一七二师师长杨树根政治委员李福尧第一七三师师长李定的政治委员吴罡第一七四师师长何济林
《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
作者：张斌 等编著
引言：
战前较量日本兵败走东洋，蒋介石跑下峨眉山。毛泽东说，抢吃“桃子”，要问问人民答不答应。接受日军投降，汤恩伯抱怨没有预先演习一下。蒋介石上了政学系的当，给毛泽东连发三封“万急”电报。毛泽东应邀赴渝，蒋介石只好假戏假演。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强盗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这样，它们原来在中国抢到的大片土地、巨大财富就要归还给中国人。虽然中国贫穷落后，又经过无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残酷蹂躏，但由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残留下来的财富仍不是一个小数目。
“中国人只要有官做他可以舔美国人或英国人的屁股。”这虽然是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在1932年对中国人的侮辱秽语，但话的本身，却是真实地反映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当权者和腐朽官僚的心态。在洋人强盗面前是狗，在“父母”面前称爷，“门后耍扁担一窝里横”是旧中国反动官吏的真实嘴脸。
有人说，如果蒋介石能拿出用于对付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三分之一的精力，来对付东洋人，那“九一八”事变就会被平息，“七七”事变就不至于爆发，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
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对抗日表现出三心二意、无可奈何状的蒋委员长，一俟抗战胜利，甚至日本军队尚未宣布投降，就立刻像毒鬼注射了一针吗啡一样，忽然精神亢奋起来，由原来一只胆小的兔子，即刻变成了一只凶猛的狮子，率领他的走狗，杀气腾腾地从峨眉山上下来了。
下来干什么？要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毛泽东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喻成“桃子”。
1945年8 月11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的第三天，美国向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日本即将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给他的军队下令：“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以抢夺地盘。
同时，重庆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任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随后，又经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资产业处理局。除设立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外，还把全国划分为七个接收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
蒋介石以抗日“第一功”的民族大英雄自居，以他领导的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而且不择手段。
因为苏联对日作战和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准备的。苏美首脑当然不会把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告诉蒋介石。抗战胜利来得这么快，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致使他对抢吃“桃子”准备不足。
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国本土（除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台湾（包括澎湖列岛），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
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兵力分布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067人，京沪地区第六、第十三军330397人，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共计1283240 人。伪军总投降的兵力达50余个单位，60余万人。
面对如此广大的地区和数量庞大的投降军队及其武器装备，如何才能把这巨大的财富装入蒋家王朝的私囊，以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也确实让蒋介石犯难了好一阵子。但一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话，办法总会有的。更何况蒋介石在多年的政治权术和谋算中已历练得“绝顶聪明”。
8 月10日，蒋介石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规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并命令日军在接受政府受降之前，有“维护地方治安”
之责。
几日之后，即8 月14日，蒋介石以极端“善良”的菩萨心肠，以《以德报怨》为题，发表了对日政府的广播，要求中国人民不要“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并熬有介事他说，《圣经》上所说的“待人如己”和“要爱敌人”两句话，使他“发生无限的感想”。
此日，他又极少有地自己执笔撰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发表宣言，称：“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至今一贯地只以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骨头里渗透着的中国道德传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了解他的历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强盗来了，他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他的道德本质所在。而在此时，他对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强盗讲起善心来了，发起慈悲来了。
他的违背世界公理，对敌人罪恶的袒护，极其轻率和荒谬地回答了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惨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7 月的美元币值换算，仅直接损失（如掠夺金银、设备等），可掌握的数字就达14亿美元之巨，这当然还不包括数以百亿、千亿计的间接损失在内。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才7。7 亿美元。要让日本帝国主义赔偿的话，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财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中国人民。但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
和后来的某些原因，没有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
蒋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宽仁”，当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当时蒋政府的“宽仁”
做法和当时他的感受作了回忆：“8 月15日这一天，我彻夜不眠，感到无限忧烦。特别当我听到14日夜陆相阿南剖腹自杀后，更使我惊魂不定。但在16日，当我收到蒋总统要我‘忠于职守’的电报后，我心里的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