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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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缔造英雄。战争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话的生死较量，从这个意义上

说，任何一支英勇之师也难免磨难。但战争也是成就英雄的沃土，磨难之后便是令人振奋的成就。

三年解放战争，华北军区野战军如同我军各兄弟部队一样，也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困难，流血和牺牲，但更多的是他们战胜了困难，昂首走了过来，并最终发展壮大起来。三年解放战争，该部队以伤亡近二十四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一百零一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至1949年2　月全军整编，华北军区野战军已有二十七万二千余人，辖三个野战兵团，十一个军。此外，军区还有地方部队二十一万人，可谓兵强马壮，是一支担负重要战略任务的机动部队。

这支英勇的部队也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部队。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萧克、杨得志、杨勇、杨成武、耿飚、胡耀邦……一个个声震中外的著名将帅出自这支英雄的部队。

这支英雄的部队也是一支英雄群涌的部队。仅三年解放战争，该部队便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像“特等功臣、连获八次战斗英雄称号的李国英”、“屡战屡胜的战斗英雄樊宝库”式的先进个人。更令人注目的是，“临汾旅”、“太原连”的等闻名遐迩的英雄集体也出自这支部队。他们是部队的灵魂，是部队战斗力的支柱。

当我们顺着这支英雄部队的足迹，迈进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的烽火中时，一个个血肉之躯，一支支英雄的部队便赫然在目。

回溯历史既为回顾过去，更为展望未来。

我们有必要让世人充分了解这一支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的英雄部队。

中国雄师华北野战军

一、风雨雄师大同、集宁，煮熟的鸭子飞了，主帅聂荣臻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蒋介石政治上略施小计，一向颇有主见的傅作义立刻拔寨增援。骄狂的南京报纸、电台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公然挑战！毛泽东要求华北我军打大的歼灭战。正太破击出奇闻，华北我军打阎锡山却打出了日本兵。曲终人未散，正大大捷实现华北我军大转折。

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它几支英勇的部队一样，华北野战军也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抗日战场走上解放战争的疆场，他们也经历过战争的波折坎坷，品尝过战斗失利的苦涩。

重庆的谈判桌上，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坦然承认：“现在打，我们打不过你们，但我们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对付你们。”

战争，毕竟是双方实力的较量。直言不讳的毛泽东，似乎比恃强骄纵的蒋介石看得更远，更充满自信，但毛泽东清楚，战争初期部分战场部分战斗的失利在所难免。

军史记载着，解放战争的第一仗，首先在华北打响。这一仗是由贺龙任司令员的晋绥军区和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联合作战的。遗憾的是，华北我军的一员名将、门出黄埔军校的徐向前当时正生病住院，没能参加对这一仗的指挥。

战争史上，第一仗历来难打。但聂荣臻和贺龙指挥的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并不难。7　月上旬至8　月中旬，我军果断地发起晋北战役首战告捷，华北我军一战歼敌8000多人，把战略要地大同之敌孤立起来了。晋北高原，聂荣臻并未满足己到手的胜利。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他又提出了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的设想。

8　月2　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山西阳高举行联席作战会议。聂荣臻司令员从河北张家口赶到山西阳高，出席这次联合作战会议。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胡耀邦等当时我军在华北的军政首长也出席了会议。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点，城西北山岳拔起，蜿蜒至城东，山岳像一把圈椅似的把大同拱卫起来。城东有一条护城河，四季流水不断。从军事上说，大同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把大同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

作战会上，一听说要举行大同、集宁战役，与会众将热情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敌人在大同经营多年，工事复杂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都筑有明暗堡垒，战役发起前，一定要把敌人的工事搞清楚。”

“别看大同及其外围有近2000敌人，都是些七拼八凑的部队，成分复杂，战斗力不强，我们不能把它想象得那么难啃。”

“两个军区联合作战，关键是要配合好。”

会议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从众将的发言中也能明显地感到有些战将的轻敌。最后，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次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由晋绥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罗瑞卿副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现在已有6　个旅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集结完毕，我们准备用10天左右的时间歼灭大同外围的敌人，完成攻城准备，尔后用半个月至20天的时间攻下大同。”

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大同这个城市，阎锡山和傅作义都很重视。中央军委特意来电指出，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同时要注意傅作义部队的增援。”

阳高会议后，大同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各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夺取大同。会后，聂荣臻打马返回张家口。

7　月31日，进攻大同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第一阶段战事还算顺利。经过5　天激战，我军歼敌2000多人，肃清了外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胜利面前，有的部队甚至提出“进大同，吃月饼”

的口号，准备攻城。但关键时刻，蒋介石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使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了重大变化。

南京。蒋介石舍不得大同这个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增援，傅作义却迟迟不动。大同是阎锡山管辖的地域，傅作义岂肯为圆滑的“阎老西”做嫁衣。一名幕僚见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总裁，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博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了。”

蒋介石听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暗暗叫好。他立刻签发一道命令，大战之中的关键时刻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

蒋介石这一手立竿见影。傅作义接到命令，马上命令自己赖于起家的王牌嫡系部队三十五军3　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经过集宁南援大同。面对突变的形势，罗瑞卿、张宗逊等大同前指将领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先消灭增援的敌人，然后攻取大同。

9　月7　日，敌人从卓资向集宁进犯，我军以3　个旅守城，主力部队5　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人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但是，由于我军侦察不细，通讯联络不顺畅，没发现敌暂编第一一七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从铁路北面秘密东进，在集宁西北集结。当发现这股敌人时，指挥部急忙把主力部队的5个旅调往集宁，决心首先消灭敌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

塞外9　月，夜晚已经结冰了。华北我军身穿单衣的战士们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　10　日，敌人秘密东进的3　个师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外围我军发起攻击，虽然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但随着我军及时地调整部署，这股敌人最终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

战机悄然降临。这种导致全局胜负的战机十分宝贵却也稍纵即逝。这时候，如果我军一鼓作气，不但能全歼这股敌人，集宁也能顺利攻克。但是，初上解放战场的我军似乎还缺乏大规模整体作战的经验。关键时刻，我军大同前指没有完全掌握集宁敌人的情况。一天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去围歼来援的敌第一○一师。这就给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六师及第一一七师残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12日，援敌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我军就难以歼灭集宁之敌了。

面对形势，我军前线指挥员冷静决定，13日晚撤出集宁。

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令人十分遗憾。聂荣臻闻此消息，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良久不语。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也不宜再攻了。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的转战中，我军歼敌1。2　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

大同、集宁战役，华北我军虽未能达到预定目的，但算不上失败。可此战却促成了南京国民党的一场闹剧。也许是为了鼓劲打气，也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些什么，南京的国民党报纸、电台对这次战斗大肆渲染，甚至不可一世地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

的全部主力。“

战后，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客观地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人人怒火中烧，愤慨之极！

战后不久，朱德总司令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这封信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来了，许多同志看了这封信，激愤地流下了眼泪。吃一堑氏一智。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总结这次战斗时，一方面看到了战斗失利以后的不利局面，认为“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性，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取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的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们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信心。《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大发扬。”集宁一战失利，华北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后开始转守为攻，并将矛头直指华北我军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幸明指挥7　个师，从8　月21日起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9　月初，敌第十一战区也集中兵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从华北到东北，国民党军摆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式，北中国上空一时间战云密布。华北战场上，聂荣臻终日站在地图前思考着。他知道，部队在大同外围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整顿。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东面孙连仲的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四军已经沿平绥路向怀来进犯，西面傅作义的4　个师22个旅已经集结于集宁、大同一线，随时可能东犯。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将

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对抗，就会陷入被动。

放弃张家口？聂荣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当这念头出现时，他便有这种感觉。张家口可是我军付出血的代价后直接从日军手里解放的，放弃，部队会怎么想。

可死守张家口，等于我军背着包袱迎战强敌，我军优势将拱手让给敌人。

经历过无数血与火考验的聂荣臻在充分权衡了利弊后，果断地向中央军委建议，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

陕北，毛泽东平静的脸上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惊讶。聂荣臻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谋而合。眼下保住部队，争取胜利是第一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应看得太重。正是这一点，透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军事上的根本不同。

中央军委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并且根据苏中的经验强调指出，晋察冀主力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

不出聂荣臻、徐向前等人所料，撤离张家口的消息一传出，便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张家口是晋察冀军民亲手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现在要主动转移，许多指战员都有不同想法。

有人提出，张家口不应该放弃，要敢于与敌对垒。当年冯玉祥固守过张家口。

“我们不能背这个包袱！”动员会上，聂荣臻操着四川口音，再次强调他的决心，“战争是长期的，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不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敌人进攻张家口，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坚守。现在敌人几路同时围攻张家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这个包袱呢？撤离张家口，就把这个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就有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