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文魁-第5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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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尚书空台
郗虑问是勋：“大事可即举否？”是勋不必细问，亦自能明了其意——你是问，以魏代汉，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吧？
郗鸿豫本以为是勋会回答他：“可举。”谁料是勋略一沉吟，却微微摇头：“尚未可也。”郗虑有些着急，忙问缘由何在——哪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啊？你总不能说天下尚未平定……真要等灭了吕布、刘备、士燮等，那得到猴年马月去啊。
一旦曹操正位天子，吾等皆可鸡犬升天，更进一步，起码我不必要再跟许都这儿守着个傀儡汉帝，以及空架子小朝廷，整天受闲气啦。
是勋提醒郗虑：“吕布、刘备，若分而皆不足论也，若相合，乃为国家之患。今若以魏代汉，吕布向背不明……”至于刘备，都无须猜测，那是肯定反对的——“恐其与刘备合也。”
郗虑一摊手，说那怎么办？难道要先去平定了凉州，再研究曹操称帝的问题吗？
是勋微微而笑：“不必也。吾已使人往探吕布真意……”当然就是指的蒋干蒋子翼了——“并试导其西向。若布愿上表称臣，请王进位……”其实他心里说，就算吕布主动表态，请求曹操称帝，咱也不能相信——在原本的历史上，孙权不就这么怂恿过曹操来着吗？曹操当即冷笑：“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而且后来曹丕称帝，孙权也上表称臣，然而一转眼间，不还照样作反？政治承诺这种东西。从来最不靠谱啦。
然而正不必跟郗虑分析得那么深入。是勋只是说：“若布愿上表称臣。请王进位，或即挥师西，大事可举也。布西而即反，难以遽胁关中，则魏军上陇，以断凉、益，易事耳。”
郗虑眉头微皱，说你所言有理……那么你估摸一下。吕布来降或者西进，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是勋安慰他说，倘若地方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我估计一两年顶天啦——“大兄稍安勿躁。”
郗虑是郑门大弟子，所以是勋习惯上称之为兄。话说他还曾经称呼过某人为兄，只可惜如今阴阳两隔，再难相见了——即太史慈太史子义是也。
郗虑说一两年时间倒也不长，那么咱们于今便要有所准备啦。是勋闻言一愣，忙问准备什么？郗虑笑道：“当使天子禅位，则若能说之。百倍迫之也。”禅让这种花活儿，得要让位者主动提出来。没有受位者上赶着去索要的道理，最起码也得由汉臣请奏，然后皇帝欣然而允，即此下诏才是啊。可是万一我等上奏，而皇帝不允，那多丢面子啊，也显得魏王得国不正不是？故此需要预先做好相应的准备。而且，若能说服天子禅让，总比到时候强迫他禅让，要来得高明些吧。
是勋最近很敏感，一听着个“说”字，当即心下了然——“大兄荐吾为尚书令，得无欲使吾往说天子耶？”郗虑说当然啦，论起口舌之利，你是宏辅数老二，当世没人敢称第一——“吾亦尝往试探之，而天子不应。”站起身来深深一揖：“是故有劳宏辅。”
是勋连连摆手：“此大事也，且容吾熟思之。”我得好好想想，不能那么快就答应你。
翌晨觐见天子刘协，不过一个过场而已，本无足论。不过多年不见，是勋此际再瞧刘协，小伙子的容貌倒似乎成熟了许多——刘协比是勋（冒氏勋生年）小了足足八岁，可是好歹也二十九快三十啦，颔下留的胡子比是勋都要长，乌黑油亮，飘拂在胸腹之间。
是勋心说这才叫“美髯公”哪，比关羽都要强得多了——是不是你在宫里呆得清闲无事，日常只好以养须为乐呢？这种傀儡生涯实足气闷，也不知道你为啥还牢牢捏着不肯撒手……
他就此跪拜天子，接受了尚书令的职务，刘协有气无力地勉励几句，便即退朝。然后是勋就奔了尚书台去了——汉之尚书台仍属内朝，办公地点是在宫中，章台殿偏厢之内。是勋从前因公事往来，或拜访荀彧，也来过几次，知彼处狭窄逼仄，而且背阴，冬寒夏闷，恐怕是全天下最糟糕的办公场所啦。
想想后世清代的军机处也是如此，越是国家机要单位，越是寒酸得不成样子。其实究其原因，倒也并不奇怪，因为无论尚书台还是军机处，都起自寒微，原本不过一票皇帝秘书临时搭班，以应急务而已，所以在宫内随便找个小地方，够用就成啦。当时谁都没想过这机构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并且人员也扩充了，权柄更无限膨胀。
然而官场自有惰性，即便临时性机构变成常设机构，普通秘书班子变成无冕宰相，也从来没人提过要挪地方——皇帝巴不得重臣们过狗一样的生活，镇日匍匐在自己脚前，而臣子们谁又愿意多嘴多事？
好在许都皇宫是仿照雒阳北宫新建的，曹操心疼荀彧，这尚书台还搭得略微宽敞一些，据说雒阳旧宫中的尚书台还要更加糟糕十倍。
尚书和小吏们，以及几名备洒扫的阉宦，知道今日新尚书令履任，全都拱着手，在门口静立等待。是勋逐一相见——绝大多数他都不认识，只有韩暨韩公至曾往郯县宣诏，有过一面之缘。
韩暨是南阳人，曾举孝廉，但因世乱而长年不肯出仕。他逃避过袁术的征召，其后隐居孱陵，刘表三番五次请他出山，他终于让不过去，乃出为宜城长，曹军夺取荆州之后，更为曹操所用，荐为尚书。这人理论上来说，虽属后进，也可以勉强算是曹家之人了。
西汉成帝时始设尚书台，分四曹，东汉光武帝沿用之，并增二曹，共六曹，设令、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诸曹尚书侍郎、令史等职。尚书分曹理事，所以后来就有妄人附会了，说此乃以“曹”代“刘”之先兆也。
是勋在安邑创设魏家官制，就特意避了这个“曹”字，而改为后世常用的“部”字，分十二部，各命尚书、侍郎，部下尚且分司。不过汉朝官制并没有因此而变，尚书台下仍为六曹。
只是是勋打眼一扫，这缺额也未免太多了吧。按制，尚书台设令一员、仆射一员，左右丞各一员，六曹各有尚书，每曹侍郎六，总共三十六名，此外还有二十一名负责文书的令史——也算是个挺庞大的衙门了。可是现在就我眼前这些，能有二十个人没有？
询问韩暨才知端底，敢情如今的尚书台不但无令，而且无仆射、无左右丞，六曹尚书是齐的，侍郎和令史就连两成都不到——也从来没人想过要增补。再说了，真想当官的都奔安邑去啦，谁还肯来许都坐这种中枢清水衙门？
是勋心中不禁暗骂华歆，你就给我留下来这么一个烂摊子？于是问韩暨：“华子鱼在时，如何理事？”韩暨一摊手：“华公少履台省，无为而治也。”
是勋详细询问了一番尚书台的日常工作，这才明白，真不怪华歆，确实可以无为而治，也没必要再多添人了。东汉朝政归内廷，本来台省之事颇为繁剧，但这种局面维持到荀彧当尚书令的时代，便逐渐产生出了变化——曹操为司空、为丞相，建牙开府，本身就分夺走了一部分中枢权限哪。其后荀彧去职，华歆继任，华子鱼并不见得没有荀文若能干，但他却不打算多干，诸事仰承曹操的旨意，彻底把尚书台给整成了一个空架子。
华歆前期，尚书台几乎变成了一个公文收发机关，地方上和中央各衙署的相关公文，一半呈递相府，一半递交尚书，尚书分拣一下，把哪怕有丝毫牵涉到国事——而非皇帝家事、皇族族事——的，重新打包，照送相府。等到相府处理完以后，大多直接以丞相制命下发，只有不到两成需要“请”旨的，才返回尚书台。然后尚书台就照抄一遍相府的处理意见，制诏颁布。
这活儿可有多轻省，哪儿还用得着三十六名侍郎再加二十一名令史啊，有七八个人就足够干了。
而等到曹操受国安邑，情况却又不同，因为就连相府的职权也开始萎缩，而很多公文不可能跟许都、安邑两地来回传啊——一来一去快马也得十好几天，那多耽误事儿。所以泰半国事直送安邑，尚书台连公文收发工作都减少了七成。由此，吏员们但有缺额，华歆从不补充。
而且等是勋正式进入尚书台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华子鱼用意之深——我靠就这么一点小地方，要挤六十多人？开玩笑嘛！如今这不到二十人分坐，可有多宽敞，办公环境变得舒服多了嘛——虽然比起自己原本所任的安邑之中书台来，仍然象个狗窝。
好吧，那我就继续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好了。
就这么着在尚书台打了半天晃，还不到下班的点儿，是勋就先闪人了。都中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宅邸，鱼他正指挥着下人在收拾呢——当然首先把主人的书斋给整理了出来。是勋踱入书斋，即召关靖、周不疑来见，秘密地跟他们商量游说天子之事。
周不疑连连摇头：“不可也。”皇帝身边随时都有太史跟随，记录言行，你跟天子说的话也会记录在案，一旦流传后世，别人会怎么看你？“即外臣言禅让事，必罹骂名，而况先生为曹氏姻亲乎？不如设谋以教郗公，郗公建言可也。”
是勋淡淡一笑：“何必多虑——吾今乃不敢再好名也。”
ps：抱歉，更新晚了。
第十三章、木秀于林
曹操诬杀孔融，及所言“积毁销骨”语，给是勋的触动非常之大。他一心想要维系自己的好名声，认为只有声名不堕，才能牢牢地立足于士林之中、官场之上，也才能顺利地贩卖自家的理念、施行自家的政策。可是曹操一句话，就把这个美梦给打破了——“斯名之好恶，不在孤一念之间乎？”
自己由一介布衣，八百石的普通家世（从是仪论），得以一跃而成为曹氏重臣，固然因为姻戚之亲，也靠着才能和功绩，但若无声名相衬，还真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可是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执著于那些浮云般的虚名，貌似也没有太大意义啦。
所以周不疑劝是勋不要亲自前去劝说天子禅让，恐怕有损令名，是勋不禁淡淡一笑：“吾今不敢再好名也。孔文举得无令名耶？为童子即有通家之美谈，与李元礼（李膺）友，少年留舍张俭，由是显名。昔吾从大父（是仪）事之，乃云关东贤二千石，无过孔公也。然而一朝沦丧……”
说到这儿，突然定住了，捻着胡须，若有所思。周不疑等了一会儿，不见是勋继续开口，乃诘问道：“孔文举名即毁于当时，必然显扬后世。先生曾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即今谤之不可逃，愚意著于汗青，必能辩诬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实这话不是是勋说的。而出自魏明帝时代的文学家李康之《运命论》。不过是勋琢磨着，这会儿魏文帝都还没有呢，况明帝乎？李康生卒年不载于史，说不定这会儿都还在娘胎里呢，我抄他一抄，又有何不可？
整篇《运命论》，是勋前世也仅仅读过一两遍而已，还真背不下来。但“木秀于林”这句话却牢牢记在心中，可见其文辞多么优雅，譬喻多么得当，意味又多么迥长了。周不疑也正因此而得熟记，当场背诵出来，跟是勋说，凡高洁之士，必受人谤，这是逃不了的——比方说屈原——可是千百年后，史册煌煌。终究可以给扳正过来啊。
所以说，您可以不考虑今时的声名——除非曹操亲自下手。要不然以您的声望，当世还真没几个人敢于恶言诽谤，而就算诽谤了，也没人信，反罹其祸，比方说陈祎、魏讽——但您不能不考虑身后之名啊。“若说天子，恐后史将以奸臣目之。”
是勋这才回过神来，却仍然摆手：“元直，苟利国家，忠奸何足道也。况史之所载，即为信乎？史迁云殷纣智足拒谏，言足饰非，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醢九侯而脯鄂侯，杀比干而废商容，乃至‘黄钺斯杖，白旗是悬’。然而子贡独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大范围上可能没什么偏差，具体到个人就很难说了。虽说中华本有直笔良史之传统，比起别国来要强得多，但亦未能尽善尽美，因为史家就算品德再高，终究屁股所坐各有不同，不可能真正执中公允。董狐记“赵盾弑君”，是站在传统礼法的立场上；史迁指着武帝的鼻子骂，多少也为了发泄被宫之耻恨；班固以儒家的立场来描写武帝，态度又迥然不同。况且后朝编前朝之史，为表示本朝得国之正，又怎能不往前朝人身上泼污水呢？
是勋心怀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对此体会得再深不过——即以三国时代而论，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这些人物的形象就在史书和民间传说中不停地流变，他要不是真穿到此世来瞧上一瞧，还真没法确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所以他说，商纣王这人够坏了吧？但就连子贡都说，其实纣王未必有书上所写得那么不堪，只是胜利者把当时所有坏事都安他头上罢了——这就是失败者的必然下场。
再想一想，这个例子还不够明显——因为就连子贡也没有否定纣王就是个暴君啊，只是认为程度没有世传的那么糟糕而已。好，咱们再举别的例子——“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乃云：‘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实天与之。’韩非更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则以尧舜之贤，后史尚有异论，况吾辈乎？”
话才出口，他却突然愣住了，周不疑也愣——老师这说的是什么啊？打算连先世禅让全都给否定掉吗？就见一直没有开口的关士起微微而笑，朝是勋一拱手：“如此，则主公已知如何说天子矣，何必相问吾辈？”
是勋抬起双手来捧着脑袋，说你们先静一静，让我好好想想。他就这么抱着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猛地抬起头来：“吾知之矣，然尚须斟酌。”随即转向关靖：“适才元直语及孔文举，吾即有所思也——未知脂元升何在？”
脂元升名习，京兆人氏，乃是孔融的契交好友，刘协还在长安的时候，公府征辟，除之为太医令，一路随驾经安邑、雒阳来到的许昌——后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