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之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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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外，您还翻译其他作家的作品吗？
　　《　挪威的森林　》因是第一本，看了两三遍，往后一般通看一遍就动笔翻译。迄今为止，村上作品翻译了三十四部，已出三十一部。此外还译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以及片山恭一的作品。《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也是我翻译的。加起来有四十五部左右。
　　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吗？现在大概有多少封？读者们对村上作品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经常收到，越来越多，现在平均一天有三四封，差不多装了半个书柜，数不清有多少封了。信中提及最多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对《　挪威的森林　》主人公的一些想法和心情感同身受，二是语言优美，包括说我翻译得好。这好像有自吹之嫌，抱歉抱歉。
　　
村上和我谈了什么（3）
（　2006年3月　采访者杨欢）
　　
中国为何没有村上春树（1）
您与村上春树在中国催生了一大批小资，谈谈您的“小资元素”好吗？包括您的经历，您的日常生活？
　　不怕你笑话，我的经历和日常生活基本找不出多少“小资元素”。因为“文革”，我只念到初一，然后当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过村里的（　当时叫生产大队　）团总支书、民兵连长，扯着嗓门大唱“东方红”，笨手笨脚大跳“忠字舞”，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　）后批老师批林彪批孔子批宋江，简直天昏地暗乱七八糟，跟“小资”毫不沾边。日常生活中我也不像小资那样皱着眉头喝不放糖的蓝山咖啡，不看着窗外的细雨嚼着开心果品尝“百威”，更不可能像人家那样动不动来点浪漫故事。惟一“小资”些的，就是同样谈村上、喜欢阅读和孤独。
　　“男人是俗不可耐，庸俗可怕。”“生活在男人堆里真是让我忍无可忍。”为何这样说呢？您说这话让我觉得您是一个注重心灵，注重感受，很唯美的人，是这样吗？
　　话是说狠了——我真那么说过吗——因为并非所有男人都那样。我所以那么说，主要是指男人心灵污染的程度甚于女人，少了优雅，少了清高。几乎个个有当官情结，挖空心思想弄个一官半职，当了官还不好好当。就连大学里的教授们都不乏这样的俗物。而女人在这方面就相对超脱一些。当然，身为男人，我也难以免俗。但至少我还在心里保留了一小块未被世俗浸染的“自留地”，使得我还有可能品味非世俗的快乐和幸福。当然，如果男人都像我这样一味关注心灵感受追求雕虫小技也很麻烦。因为，总要有人中原逐鹿，有人商海弄潮，有人决胜千里，有人普度众生。


　　好像还从来没有一位翻译家和作者联系得如此紧密，您与村上春树的性情、文字风格上一定有契合之处吧？您对他作品的整体评价如何？
　　从上面我的经历说明，我同村上几乎没有任何“形似”之处，好在还有几分“神形”，即我们都性喜孤独，宁愿一个人蜷缩在书斋里鼓鼓捣捣，而懒得去外面吹吹打打风风光光。文字上我也喜欢来一点儿幽默——尽管相当蹩脚——喜欢抒情，注重语言的品位。至于对他作品的整体评价，概括起来就是：村上以难以复制的极具个性的文体出色地传达出了高度信息化和程序化的都市中的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
　　在翻译了村上春树的诸多作品之后，您受他的文字风格影响也不小吧？再翻译别人的作品是否有些不太习惯？
　　是不太习惯，但可以习惯。正如从青岛去新疆，一般说来总还是能够适应的。我也译了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是我译的，但绝不至于把这两人同村上混淆起来，总还是各具面目的。是的，不能否认来自村上的影响，相伴走了一二十年，文笔完全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但终究是两个国籍不同的成年男人，程度十分有限。
　　谈谈您与村上春树的第一次见面吧，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这点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这里只强调一点，那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是不需要翻译的——没有多余的客套和掩饰，不设防线，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的本来面目。总的来说多少带有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味道，内向，不太主动发问，但回答问话时则侃侃而谈，有条理，有要点，有深度。眼睛不看人，只看他所回答的问题。总之，人显得蛮地道。对了，地道，这也是我翻译他的作品时常用的字眼。
　　您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何在我国如此畅销？在其他国家怎样？
　　上面已涉及了。简而言之，两点。一是契合了我国经济起飞时期的青年人、尤其都市青年人的心理、感觉和感受，提供了更为多彩的、广阔的精神空间；二是文笔好，简洁、洗练、优雅、幽默，文字本身能给人以审美愉悦或阅读快感。至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何以有魅力，很难概括出共同点。有的认为在于其作品的“自我镜像化”，有的认为在于“无国籍的普遍性”，有的认为在于“统一的文字韵律”，有的国家甚至围绕是文学快餐还是“高度情欲化的小说”展开争论。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梁秉钧最近则强调村上并非单纯全球化的作家，因为他没有忘记“亚洲的视点”，始终“脚踩对中日战争的持续记忆”。
　　
中国为何没有村上春树（2）
为什么在我国，受到追捧的是《　挪威的森林　》和《　海边的卡夫卡　》，而不是您所推崇的《　奇鸟行状录　》、《　天黑以后　》？
　　毕竟前两本写的是青少年的故事，讲爱情和成长，但又不局限于爱情和成长，视野远为开阔，主题远为深刻，比较适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尤其《　挪　》，容易读，好看。而《　奇鸟行状录　》终究长了些，50万字。不过《　天黑以后　》也还是卖得不错的，半年多时间里印了6　次达13万册。
　　同样是写都市的孤独，为何我国没有自己的“村上春树”？
　　因为写得不到位。不错，我国是有不少都市题材的作品，但多数似乎侧重于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尖刻有余，温情不足，粗疏有余，细腻不足，浮华有余，深度不足，没能像村上作品那样给人深层次的心理抚慰和心灵救赎。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个人方面的，客观上还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没达到日本那样的阶段，还不够成熟，当然也就不能要求我们作家笔下的都市孤独非成熟不可。但我相信，我国迟早会有自己的“村上春树”，会有比村上春树更好的都市文学作家。
　　在您的博客上，您征集大家的意见，看可以把韩寒的哪本书介绍到日本，您本人希望把怎样的作品介绍出去，标准是什么？翻译过我国的作品出去吗，您比较喜欢谁的？
　　关于标准，我在博客上说了三点：
　　（　1　）文学性相对更强些的；
　　（　2　）价值观更有普世性的，比如作品表现的人性更有深层次共同性的；
　　（　3　）“中国特色”相对淡的。
　　中国当代作家，我比较喜欢的是史铁生的散文，张贤亮的《　绿化树　》也给过我感动。但都未必适合介绍给日本人。其实把中文译成日文，毕竟非我所长，我要翻译也得和日本那边的朋友合作才行。
　　您第一次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景下，是因为喜欢他的作品还是事出偶然？为何一发不可收拾？
　　《　挪威的森林　》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村上作品，是1989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做关于中日古诗比较研究的课题，对流行小说没多大兴致。翻译村上是一位老先生推荐的，可以说出于偶然。翻译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使我失去了成为一个可能不错的学者的机会，而沦落成为一个翻译匠。开句玩笑吧，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只好一本接一本译下去。事到如今，“林家铺子”也不是我想关就能关的了。当然也乐在其中，这是实话。
　　村上春树已经五十开外，而他的读者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何有此反差，你在翻译作品时能感觉到这种差距吗？有情感上的代沟吗？
　　这恐怕同他心态的自我定位有关系。事实上作家的年龄同作品主人公的年龄未必有直接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我在翻译时也并未感觉出这种差距，更没有情感上的代沟。我固然是半大老头了，但我每天都和年轻人打交道，无论教的学生还是来信的读者都是年轻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年轻者自然也就年轻了，尽管是错觉，但活在这样的错觉中又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您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莫如说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笔下的文字有幸使一两代读者的心弦发生过美妙的震颤，有幸丰富和拓展了一两代读者的精神花园。如果说我的大半个前半生还做过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的话，这起码算得上一件。
　　村上春树这些年的作品应该有一个发展和变化吧，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是怎样的，您认可他的发展和变化吗？
　　他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他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向知识分子的蜕变。即从一个基本只关注个人内心感觉的内向型作家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应用的良知和批判意识介入社会和历史问题，甚至把笔锋指向日本那段为不少日本人遮遮掩掩的历史。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　奇鸟行状录　》、《　地下　》、《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这当然是可喜的变化。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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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没有村上春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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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翻译一部作品，翻译家有多少发挥的余地？
　　有人把翻译比做踩着钢丝跳舞。这就是说，翻译家终究受制于人，受制于原作，自己发挥的余地是很有限的。翻译家不同于作家，作家的笔下是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的可以不写，而翻译家笔下是别人熟悉的，不容回避。对此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的译文92％是原作者的，8％是自己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8％的空间也是近乎无限的，因为一个词、一句话的译法有近乎无限个选项。而最恰当的又只有一个。好的翻译家就是要在一瞬间从无数个选项中捕捉最恰当的一个，一瞬间完成由无数到一的操作过程。
　　您自己写小说或者别的文学作品吗？
　　小说写不来，因我不善于虚构。散文随笔之类倒不时鼓捣一篇，用来在报刊上开专栏。现在正抓耳挠腮凑字数，以便出一本散文集什么的。搞翻译好比把脑袋移在别人肩上，那当然不够开心，所以要重新搬回自己的肩上——出一本只写自己一个人名字的书，不甘心一辈子尾随一个日本人身后。
　　中国的诸多作品都是由文学家翻译出来的，诸如杨绛、傅雷等，这和他们的文学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单纯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好像很少，翻译界的现状是怎样的？
　　不讳地说，译作越出越多，精品越来越少。换句话说，搞翻译的人多，翻译好的人少。这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老一辈因为年龄的关系退出了，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因为历史原因又溃不成军，而年轻人、尤其外语出身的年轻人中文功底又较差；二是翻译稿酬较低，执行的仍是多年前的标准，每千字20～80元，单纯搞翻译无法养家糊口；三是翻译成果未得到普遍认可。比如在大学，译著不被视为高档次成果，甚至根本不被承认。说得痛快点，傅雷译的《　高老头　》不算成果，研究《　高老头　》的算成果；曹雪芹的《　红楼梦　》不算成果，刘心武的《　红楼梦解谜　》算成果。也就是说，鸡不算成果，鸡蛋算成果。如此这般，还有多少人有心思搞翻译呢？
　　（　2006年4月　采访者邹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