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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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箷》（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箷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箷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她们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而人类幸福的源泉皆归至于恋爱。作者从这一点出发去观察社会，去描写他们。因此，小说主人公的思想，一方面是拼命抗争；一方面又陷于虚无。有着“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
“我诅咒道德，我诅咒人们的一切，尤其诅咒生，赞美死，恨不得把整个的宇宙用大火烧过，大水冲过，然后再重新建筑。想到极端的时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这种单纯为热情所支配的没有社会依靠的自由思想，是作者世界观局限所投下的阴影。正是由于作者不曾感到经济生活困厄和少于与社会政治事业发生关联的缘故。
冯沅君的小说《卷箷》中的若干篇，主要取材于表姐吴天的婚姻悲剧。吴天是地主家的小姐，年青时，由父母作主，许配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表姐坚决反对，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表姐认识了北大物理系的同乡王某，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母亲得知后，便把表姐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并不许她再到北京上学，表姐以绝食自杀表示反抗。当时，恰好吴天的两个哥哥从美国回来，借助哥哥的力量疏通了母亲的思想。经母亲允许，吴天得以回北京继续上学。冯沅君对表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全力给予支持。
后来，吴天的哥哥因自己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头衔，便瞧不起没有博士头衔的王某。他把自己在美国的同学介绍给吴天，吴天坚决拒绝。冯沅君站在表姐一边，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她劝告吴天和王某一起参加河南教育厅“官费”留学考试。她的小说《旅行》正是取材于吴天和王某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去参加考试的一段经历。
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原样照搬。为了深刻揭露血淋淋的封建婚姻制度，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妇女解放的战斗，她给予《卷箷》小说的结尾以悲剧的结局。
继《卷箷》之后，是小说第二集《春痕》。《春痕》的风格与题材“可以'春痕'二字及'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二句表之”。陆侃如先生在《春痕》后记中写道：
《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 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月。 ……每一信里也许讲的两件事，故标题极难定；现在避难就 易，因以首二字命篇。
上述这段文字对《春痕》从思想内容到篇章结构，以至标题都作了透彻而准确的剖析。从这五十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出作者笔下的女性是怎样从勇敢精神变成沉郁性格的。《春痕》中的女主人公青春的火焰，好像在每一集中已经燃烧完了，这里留下的只是带汁的苦果。女主人公确实不象从前那样远离社会了，他们在社会上经历了许多坎坷和不幸，从恋爱中也得到不少的教训和相当的刺激。失败与碰壁的结果，女主人公变得忧伤、困惑，沉着而坚毅。
前也茫茫，后也茫茫，左右也无不茫茫，问天涯倦羽，更向何 处栖息？……吾性浪漫，悲喜无恒，高兴时乐而忘忧；愁苦时愤不 欲生。
我平生不喜欢算盘，同时也讨厌“没星称”。我不愿意为名利 鸡鸣而起，同时也不愿躲在象牙塔里。
此时，主人公所渴望的生活，具有浓烈的隐士风味，这也正是当时作者心情的写照。
春阴漠漠，春寒恻恻，今日天气大似江南。此种时节，宜小 病，宜清谈，宜推敲诗句，宜闲行山中，最忌忙碌碌地作教书匠。
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 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 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 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 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序》）
鲁迅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当时女作家寥若晨星的文坛上，这样的情况又何止是冯沅君一人呢？
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冯沅君及其作品而言的，但又不仅仅是。鲁迅透彻地观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也环视了二十年代的文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但“宣传不是文学”的革命文学主张的真谛。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命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