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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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听人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靖玉富说，“当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向国家卖余粮。他就指定高经理必须卖三百斤余粮。”
“老高家有余粮卖吗？”王股长问。
“他家一年共收五百多斤小麦，这一年里连娶两房儿媳妇，就是六口人生活，你说有没有余粮？”
“那就说明情况，不卖。”
“你说的比捏灯草灰还轻巧，”靖玉富说，“政策在人家手里掌握着，他硬说高宗藩家有余粮，高宗藩就得卖，你敢抵制党的号召吗？不仅如此，国家按计划发放给无粮户”返销证“时他还扣着不发哩！”
“那为啥不向上级反映？”
“上级批评他几次，证他是发给高经理了，可这疙瘩也越结越大了。后来听说县里要提拔高宗藩，他就东跑西颠，说高宗藩的坏话，又说高宗藩当过国民党兵，硬把事给搅黄了。”
“那就不调查啦？”王股长说。
“这些事就这样，等你调查清，机会就过去了，时也、运也、命也，大概我们高经理就是这个命吧！”
“哪里有什么命不命的，还是有些干部风气不正罢了！”王股长颇有感慨地说。
“不过这是党内的事，俺也是听来的，说不准。”靖玉富忙不迭地声明。一场波及党内外，影响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风运动”方兴未艾，多少人因为把不住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个教训太大了，谁不知道还是三缄其口好啊！
第四节
大跃进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比赛说谎、比赛吹牛的年代。
中国人不知是吃错了药，还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几乎都得了“说谎症”、“吹牛癖”。
最可悲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谁都知道那是谎话、那是“牛皮”，却拼命地去说、去吹、去信。而且一个比一个能吹、一个比一个会吹、一个比一个敢吹。个个吹得天花乱坠，吹得云天雾罩，吹得冠冕堂皇，吹得理直气壮，吹得不羞不惭，吹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使得神州不能不闪了一个趔趄，历史发一次高烧。
会吹的，因其会吹，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鞋面布改帽沿子，一步登天”了。不会吹、不敢吹和不肯吹的，因其不会、不敢和不肯，被弄得垂头丧气、一无是处。不会，说明你无能，是庸才。不敢，说明你没有魄力，是小脚女人。不肯，说明你立场有问题，是怀疑党领导、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怀疑三面红旗，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了。于是有人因此而挂牌游街，有人身陷囹圄，甚至名丧黄泉。套用大鼓书上一句话，就是“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了。
既然吹牛不仅不要贴印花，不要报税，反而“吹而优则仕”，那谁还不拼命地吹？谁愿意当“三反分子”遗臭万年！谁“给脸不要”呢！能不能吹，该不该吹的问题既然解决了，剩下的当然就是如何吹的问题了。
《人民日报》或省级大报上赫然刊登出这样的“新闻”：
——老母鸡一天下了十个蛋；
——农民用木头造出了火车；
——玉米秸上插多少竹签，就能长出多少玉米棒棒；
——某农民在芝麻杆里榨出了芝麻油；
——某乡稻子亩产均达十万斤；
——某村种的萝卜一个重百斤；
——某省月产钢四百万吨；
可惜这些都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们也就真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里，过那神仙般的日子了。
但是报上都这么说，谁敢不相信，你就得干。大跃进就得你追我赶嘛！不怕干不到，就怕想不到。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
你的母鸡一天能下十个蛋，我的母鸡要是也下十个蛋，那就太不争气了，它得下十五个！你的玉米能结那么多棒棒，我再结多也没什么意思，我的玉米秸子高，我可以攀着它到月宫里找嫦娥姑娘谈心去。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为了扩大“吹”的范围和影响，人们不断创出了新招。“摆擂台”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竞技形式和“放卫星”的现代科学色彩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他们把“吹”的内容叫做“放卫星”，把比赛“吹”的形式叫做“摆擂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干啥都能放卫星。
农民种田，可以把某项高产算是放了“卫星”；
工人可以把某天的产量算作“卫星”；
学生可以把某次考试成绩算作“卫星”；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谁放了卫星谁就光荣，于是就“你追我赶”起来。“谁英雄，谁好汉，擂台上面比比看”的叫喊声，使得人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东陇海铁路某火车站一群装卸工摆擂台比扛面粉，擂主从四袋起码，有不服的站出来。于是五袋、六袋、七袋，不断递加。有个大力士在双肩上摞了两个井字，把头夹在中间，颤颤悠悠地把八袋面粉扛起来了。这可是四百斤重啊！但大伙不服，说前面的人都是扛着面袋向前走了十步才放下的，这位要想放卫星，也得走十步。不料他走了十步后，便一头栽到地上吐了很多血。卫星是放上去了，他却倒下了，从此丧失了劳动力。
这件事教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再放卫星时，不能太实了。于是在某县中学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全国中学生进行“劳卫制”考核，只要几项体育项目达到一定成绩，即可发放等级证书和证章。这个学校的某个班级为了全班都通过考核，就想出了一个鲜点子，在考核六十米和百米短跑时，选了一条一头高一头低的柏油路，让学生们往下冲，结果全班都拿到了合格证书和证章，可是有两个学生跌破了头。
这件事又教会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光动嘴更保险一些。于是再打擂就比谁的调门高了。而且上这样的擂台要有经验，千万不能第一个发言，因为你一发过言，别人总要加码的。这个码越加越大，你反而成了最保守的了。据说后来在扑克牌的玩法中兴出一种叫作“吹牛”的，就是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
郯城县当然也不例外，放卫星、摆擂台的群众“吹牛”运动波澜壮阔。多少人在这壮阔的波澜中逐着潮流，翻着浪花。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弄潮儿就有喝水的。李汝德就挨了淹。
李汝德是郯城县城关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是高宗藩的副手。
这天县里召开商业系统会议，让各单位汇报工作。高宗藩因为有事离不开，就让老李到局里去开会，反正是汇报工作呗，咋干的就咋讲，实话实说就是了。不料李汝德高高兴兴去开会，却苦丧着脸回来了，脖后还插着一面白纸糊的三角形小旗子。
“咋啦？”高宗藩迎上去问。老李指了指自己的脖子，像个小孩子似的，“哇”地一声哭了。
高宗藩往他脖子里一看，好家伙，那里有老长老深的一道血口子，看样子是给插旗插的。再看看那做旗杆的木棍，削得尖尖的，简直就是一根木扦子。
高宗藩愤愤地说：“插白旗，插黑旗，你插就是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我去找他算账！”
“高主任，你快别这样说，人家还要跟你不拉倒哩。”
“我怎么啦？”高宗藩一面接过别人递来的红汞水给老李擦伤口，一面问。
李汝德痛得咧了咧嘴，才慢慢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今天局里的会上要求各单位汇报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并且评出名次，成绩最好的拿一面流动红旗，最差的插一面白旗。
会议主持人点名要城关供销社带头发言，因为它是个老先进单位嘛！李汝德走上台来，不慌不忙地如实汇报起来。一来是高经理一贯要求说实话，临来时高经理还特别交待到了会上不要说那些没梆谱的话；二来供销社的确干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摔到底也不会当尾巴自勺。
谁知他的发言…结束，下面可就热闹了。真的跟打扑克牌玩“吹牛”一样，前一张牌刚落地，报出个点子来，后一张马上就以更大的点子压了上去。按说一副牌中同样点子的只有四张，可这时说不定出现十张都有人相信，那主要就看你吹时能不能不动声色了。
一时间吹牛风猛起。你不是说今年赚了一万元吗，我赚了两万，他赚了三万；你说你在大炼钢铁中用小钢炉炼了五吨铁，他准得说炼了十吨，甚至百吨。不然卫星不让你放了么。至于真的假的，又有谁来过问呢？要说假，可以说都是假的，因为大家都是把社员、居民家的铁锅、鏊子、饭铲、菜刀熔化了做成铁锭来冒充的，哪有一个是真的从矿石中炼出铁来的？再说，把水缸、菜坛打碎放在石磨里磨成粉做的“耐火砖”能是炼钢炉的建造材料么？恐怕只有在此特定的时代里，才会有人这么想、这么信、这么做！
你不信？你敢不信？
某大队书记说他们大队的花生亩产十万斤。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说，一亩地能有多大地方，十万斤花生铺在地里也得铺一米厚吧？这花生从上到下都结果，怕也结不了这么多吧？！
他的话一说完立即引起周围群众哗然大笑。可是乡里来的检查团说他是“算账派”，是蔑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是对大跃进的怀疑，是对总路线、人们公社的不满，当即宣布让他在脖子上挂个算盘，去游街示众。
李汝德报出的数字没人家大，又不敢指出人家是假的，他不插白旗，谁插白旗？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报数字？什么数字？”高宗藩问。
“咸菜，”李汝德说，“局里要各单位报腌了多少咸菜，俺是第一个发言的，报了二十缸。”
“不少啊！”高宗藩说。
“可人家发言的一个跟着一个加码，最后一家加到二百缸，夺走了红旗，俺还没横过眼来，觉得脖子猛地一阵痛，就被插上了这面白旗。”
“哼，真不像话！”供销社的职工们都气愤不平地说。
“不像话？”李汝德说，“人家还说咱供销社不像话，要来找高经理问问这些年先进是怎么当的、经理还能不能干呢！”
“好，你告诉他，咱明天就办个腌菜厂，腌咸菜四百缸，把红旗夺回来。”
“高经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呀！”李汝德望着高宗藩狐疑不决地说。
高宗藩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斩钉截铁地说：“明天腌完四百缸咸菜，请局长领导后天带人来检查！”
大家一时都懵了：高宗藩一贯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他自己是这么做的，对大家也是这么要求的，难道今天他一反常态，也想靠吹牛皮来保乌纱帽了？
不，高宗藩就是高宗藩，他怎么会干那种事！可是腌四百缸咸菜的任务要在一天一夜完成，谈何容易。不说别的，光这四百只大缸就不易搞。大家为他担心不是没道理的。
但高宗藩说这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胸中有数。他对当地群众的生活太了解了：群众的生活苦啊，就拿吃莱一样来说吧，一年到头能吃几回新鲜炒菜？人说“郯城人喜欢吃咸菜，顿顿离不开那些雪里蕻、辣疙瘩、萝卜干、黑咸菜什么的”，其实谁不知道鱼、肉好吃呀，但有钱买么？就是拿着钱，肉是按月供应的，你有“计划”么？都说烧冬瓜好吃，洋柿子做汤好喝（注1），冬瓜不用肉熬是什么味？洋柿子汤里不用几个鸡蛋、不多放点素油，寡淡不？且不说鸡蛋得留着换洋针洋火（注2），换食盐、酱油、醋，每个月定量供应的油根本不够，哪能大炒大熬地活作着过呀！有人乱想点子，用蓖麻籽榨油炒菜，吃了后止不住地拉肚子，谁还敢再试？于是各类咸菜就成了群众家中的“常驻大使”了。要腌菜，就得有缸。因此大缸小缸坛坛罐罐在当地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一天之内收它个四五百口大缸是不会成问题的。
他招集全社职工，下了命令：全都去收购缸，大敞口的、金刚腿的都行，只要能盛三四百斤水的就管，每人最少收购五口缸，多者不限，一天内送到供销社院内来。
供销社在郯城是大红大紫的单位，职工们都是忠心耿耿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全国大跃进、拼命超英赶美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副经理李汝德从局里扛回一面白旗，脖子还被插得流血不止，这绝不是他李汝德一人的事。是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的奇耻大辱。高经理既然说要去把红旗夺回来，还有不支持的吗？不就是去收购几口大缸么，许多老乡家里都有闲缸，又不是白要他的，供销社拿钱买肯定能卖。不比建炼钢炉那阵子大队里白白拉去砸碎了、磨成面做“土耐火砖”强多了？
高宗藩的命令下过不到一天，四百多口大缸都运到供销社的院子里来了。高宗藩一看，还真的都是些好缸。不破不裂，一敲当当响。不要问就知道，这都是群众在大队砸缸时偷偷藏起来的。雪里蕻、辣疙瘩、红萝卜、胡萝卜更好收购，在大缸还没到齐之前就收足了。于是又调集附近几个门市的职工，来个“大会战”，洗的洗、切的切、摘的摘、加水的加水、撒盐的撒盐，那些姑娘媳妇们手里干活，嘴里还不肯闲着，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唱着，供销社里热火朝天，大家一门心思要夺回红旗，出这口冤气！到掌灯前，所有的缸里都装得满满的了。
商业局局长凌云杰接过电话很担心。高宗藩要在一天之内搞起一个腌莱厂，是不是发高烧蒸得说胡话啦？他对高宗藩是比较了解的，知道这个同志一贯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可是怎么这次也想说大话了？可能是为供销社被插白旗的事闹情绪了吧？原想当时就给高宗藩去个电话，让他降降温的，后一想，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子呢，何况一个老先进单位，突然扛了白旗，能一下子就转过弯来？还是让他自己冷却一下再说吧。“所以第三天一早，他就给高宗藩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向高宗藩说：”你有气、有冤，我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随波逐流，为了那点儿虚名去搞浮夸、去胡说八道。“
“凌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