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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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就以清新优美的散文称誉于文坛的作家朱自清，这时期继续勤奋地致力于散文杂文写作，发表于《大公报》、《燕京新闻》、《知识与生活》、《新生报》等许多政治色采不同的报刊上，编成《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两书。《论雅俗共赏》主要是文学评论。《标准与尺度》有评论、杂记、书评、书序，谈文学和语言问题的占多数，但也有讽刺黑暗现实的杂文。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以实际行动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他这个时期写的杂文，如《动乱时代》、《回来杂记》、《论气节》、《论吃饭》等篇，以简约而通俗的笔法，描述那时的社会生活现象，选取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例，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强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同时也残酷迫害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但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于反动政治压力而放弃文艺这个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三十年代以来以鲁迅为师、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作家冯雪峰就是这样。他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在“上饶集中营”，但走出这个人间地狱后仍然继续参加战斗，除了致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外，也积极从事杂文散文写作，先后出版《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跨的日子》等杂文集以及《寓言三百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跨的日子》收录了作者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写作和发表的杂文约一百二十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两本集子中的杂文，往往把政治揭露寓于社会批评之中。如《再论“灵魂”》一文，谈论所谓“灵魂”、“良心”、“恶”，但进一步追究“恶”的根源，就顺藤摸瓜联系到统治集团和社会制度，指出“不合理的社会支配势力”是“一切的社会的恶的根源”（注：《乡风与市风》第148—149页）。《简论市侩主义》、《论平庸》生动而细致地分析批判了市侩主义、平庸主义这类普通存在的社会现象，热烈地赞颂了为人民利益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跨的日子》一书中多数是短小精悍的政论，如《法西主义的特性与中国的法西主义》、《武力》等篇，讽刺和鞭挞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在杂文创作上，冯雪峰学习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经验，注意把坚毅不拔的斗争精神和灵活机动的作战艺术结合起来，往往把尖锐的政治锋芒隐藏于漫谈、泛论之中。杂文的语言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正如朱自清所指出：“著者所用的语言，其实也只是常识的语言，但经过他的铸造，便见得曲折，深透，而且亲切。……文中偶然用比喻，也新鲜活泼，见出诗人的本色来。”（注：《历史在战斗中》，《朱自清选集》第158页）
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光明景象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照，许多作家从这种对照中感到光明之可贵与黑暗之可憎。何其芳继《星火集》之后写作的《星火集续编》，抒发了这种思想情绪。这部散文杂文集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其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四十多篇，分为“自由太多”丛话、回忆延安、忆若飞同志及其他、杂谈三篇等四辑。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次往来于重庆与延安之间，对两个不同的地区所代表的两个历史时代有着深切的感受；由于参加过延安整风，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星火集续编》较之《星火集》思想更明朗，笔调更洒脱。“回忆延安”及“忆若飞同志及其他”两辑文章，热情歌颂延安的新人新事，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革命烈士。这类文章在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报刊上是不可多见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和“戡乱”政策是有力的驳斥。《星火集续编》中也有暴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杂文，如《“自由太多”丛话》、《异想天开录》、《理性与历史》等篇，虽隐晦含蓄，但对反动报刊颠倒黑白的宣传报道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憎恶黑暗现实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文艺界的压迫，大批作家被迫转移到香港，利用当地特殊环境，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在香港发表的杂文散文，由于脱离国民党的文化禁锢圈，往往变隐晦曲折为明快畅达。聂绀弩的《血书》、林默涵的《狮和龙》等杂文散文集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血书》一书收录了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杂文四十篇。分为上下两辑，上辑文章总题为“礼貌篇”，主要是对文化界一些人士所散布的荒廖言论的批驳；下辑总题为“血书”，“主要的是对于旧世界的政治现象和执政者的一些讪笑，讽刺，挞伐。归结为‘血书’者，一面表示以赤诚写出，并无批评家认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书’所谈的对象和那些东西作一强烈对比，以衬映出旧世界如何丑恶。”（注：聂绀弩：《〈血书〉序》）这部杂文散文集中多数文章语言清新，文笔泼辣，说理透彻，常用富有讽刺含意的反语，如《狗道主义举例》一文，主要用反语批驳“私产即人格”的资产阶级观点。《血书》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赞颂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改革文件是“用血写的圣书”（注：《血书》第280页），尽管论述有不准确之处，但作者对解放区农民砸碎封建土地所有制获得翻身解放表露出炽裂的感情，有较大的感染力。《狮和龙》一书大部分文章发表于香港《华商报·副刊》、《野草》等进步报刊，观点鲜明，语言明快，在当时文化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狮和龙》这篇杂文，以龙象征反动统治者，狮子象征人民的力量。文章描述狮和龙的决斗，“胜利属于狮子，是已经决定的了。”（注：默涵：《狮和龙》第105页）向读者暗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来到。
此外，这个时期结集出版的杂文散文集还有：靳以的《人世百图》，李广田的《金坛子》《日边随笔》，夏衍的《边鼓集》，唐涛的《识小录》，秦牧的《秦牧杂文》，以及野草社编选的《论肚子》等等。
从上述诗歌、杂文和散文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许多诗人和作家，用文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比过去更自觉，诗歌、杂文和散文的主要内容从前一时期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转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作品的基调从鼓舞人们反侵略斗争的热情，转向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憎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许多诗歌、杂文和散文作品在讽刺挞代黑暗的同时，越来越清晰地表露出光明即将来到的信息。它预告着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人民的新世纪，跨入了伟大的新时代！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历史即将揭开光辉一页的日子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
文代会筹备工作是在解放不久的北平进行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不久，国统区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陆续到达这个文化古都，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人员，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的首批大会合。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在平文艺界人士，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这一倡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经过三个多月筹备，文代会在七月二日开幕。先后与会的各民族的代表达八百二十四人（注：筹委会原定邀请的代表为753人，大会开幕后，实际到会的代表增加至824人（见《大会筹备经过》一文）），代表着大约七万多新文艺工作者以及数以万计的分散在广大城乡的旧戏曲和曲艺人员。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讲话，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了贺词，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总主席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副总主席茅盾、周扬分别作了国统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大会听取了各方面代表的一系列报告和专题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产生了“全国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的部门协会以及戏曲改革协会、曲艺改进会等组织，至七月十九日胜利闭幕。
这次文代会是各路文艺大军的一次大会师。它既是大革命失败以来被迫分离在国民党统治区与革命根据地的两支文艺工作者队伍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3页）中国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在“五四”以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人经不住考验而被淘汰，但却不断有成批新的分子参加进来，使新文学阶伍得到发展壮大。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就不仅有历来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也有不同倾向、不同阶级、不同方面的文艺家。包括曾被新文学阵营作为对立面批判的鸳鸯蝴蝶派的某些代表作家，后来也在现实斗争推动下投入了这个统一战线，写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在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曾使不少作家流亡到国外；而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比欢欣鼓舞，连一些多年远居国外的作家也纷纷归来。这是中国革命的骄傲，也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骄傲。周恩来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曾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次空前广泛地团结、会师的盛会。
这次文代会又是我国新文艺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虽然只有三十年历史，但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现了许多优秀或相当优秀的作品，有力地配合了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对历史发展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经历着共同的苦难和战斗，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悲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单位。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曾经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国人民一起献出了他们的血和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有一些左翼文学家艺术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更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监狱中，牺牲在特务的手里。”（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1—42页）朱德同志在贺词中指出：“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新文艺工作者给予十分亲切而崇高的评价：“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这次文代会也是“五四”以来新文艺基本经验的一次大总结、大交流。新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方面是向世界进步文学学习，从文学内容到表现形式无不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文学同人民群众日益结合，同民族传统密切结合，逐步民族化、群众化的过程。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五四”文学革命；经过这场革命，中国文学才开始有了称得上是现代民主、科学的内容，才开始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才开始与世界进步文学取得共同的“语言”。然而，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历史经验证明，文学的现代化又必须与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过程相结合；只有实现这两者的结合，新文学才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才能在人民中生根，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正如《大会宣言》所说：“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卓越的预见与正确。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因为这样，解放区许多代表在大会发言和纪念文章中所讲述的他们与人民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许多经验体会，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与郭沫若关于新中国文学艺术运动的总报告，都为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就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