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日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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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18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尽管他们比较虚弱。那些几乎走不动的人就用他们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换面包、土豆，或为孩子换牛奶。我们那儿的妇女都可怜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孩子们。
要是有人有奶牛，他们就会让这些逃难的孩子同他们自己的孩子坐在同一张饭桌旁，拿土豆、牛奶给他们吃。但也有人趁火打劫，聚敛不义之财。即使是城里人最后仅有的几件旧衣服，他们都尽可能在讨价还价中占大便宜。
若论贪婪，尼尔卡堪称冠军。她不是坐等城里人来跟她交换，哎呀，不。她要拿上篮子，里边装上鸡蛋、猪油和一瓶牛奶，走门串户去跟人交换。
“你们家住着狐狸吗？”她总这样问。“狐狸”是她用来称呼逃难的城里人的，因为她说他们是在列宁格勒自己的洞｜穴中被烟熏出来的，而且她也想让人知道她不在乎人们批评她贪婪。她总是到投宿者住的地方问他们：“想换东西吗？那好，让我看你都有什么。”
人家主动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
“给我看看你所有的东西。我要挑一挑。”她看看，摸摸，然后再给价。她总是讨价还价，而那些人累困交加，不愿争吵，只要有这些食物，要什么都给她。
尼尔卡就这样不断进行掠夺，直到她家整个屋子都塞满了东西：时髦的高跟鞋、阿斯特拉罕外套、毡靴、毛衣领。她甚至还弄了一大堆帽子。我们庄的女人经常嘲弄她：“你用这些城市帽做什么呀，尼尔卡？你是不是打算为你的菜地做稻草人？”
尼尔卡通常回答说：“我打算在这些贱人身上发财致富，谁让他们不保卫他们的城市而逃跑呢？另外我也想过过列宁格勒的生活。所以这些帽子会派上用场的。”
这就是她的打算。
除了旧衣物，尼尔卡也用食品换现钱。就这样贪婪地盘剥那些可怜的城里人，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而她却大言不惭地说：“我赚的钱足够贴满四壁，就像城里的房子一样。
我的钱足够花到我入土，剩下的也够我儿子用一辈子的。“
尼尔卡自家也住有投宿的人，一位年轻女人，带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她无依无靠，所以让尼尔卡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说这个投宿的人是爱讲卫生的年轻姑娘，她清除了尼尔卡房间中的所有蟑螂、臭虫，唯独苍蝇幸存下来。于是有人送给尼尔卡一些浸过苍蝇药的纸条子。她把这些纸条放进盛水的盘子里，上面再放一点糖，苍蝇落上就死。但那个列宁格勒姑娘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感染中毒。一天，小女孩偶尔看到盘子里有糖，她把糖吃了，还把盘子舔了个干净。
不一会儿小孩就开始肚子疼。母亲匆忙找到尼尔卡说：“给我孩子点牛奶。她中毒了。”
但尼尔卡说：“先给钱。”
她立刻找出自己的箱子，把剩下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
但尼尔卡早就知道她还有哪些破烂货，于是不屑一顾地说：“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用所有这些东西换一缸子牛奶吧，不然你女儿就会死。”
她把一切都给了她，直到最后一只袜子。然后她给孩子喂了牛奶和水，这才算救了孩子的命。
（）
那件事发生以后，庄里的女人说尼尔卡：“你做事这么绝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惩罚你，老天爷也惩罚你。”
事情果真如此。
命运考验了尼尔卡好长时间。首先是通过她儿子。为了使儿子免于上前线，她花了许多钱行贿，说他儿子有玻但最后人家要的钱太多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儿子值不了这么钱，所以就让他去了。这已是战争的最后的一年了。
“或许他会安然无恙。”她说：“而且他应该走趟德国，没准儿还能带回战利品来。”
他儿子根本就没到前线，火车在半路就被炸了。她伤心了一段时间，但这丝毫没能使她对别人仁慈些，她照样试图掠夺所见到的一切。她丈夫也没能从前线回来，对此，她处之泰然：“有这么多家产，不愁找不着男人，我还会有儿子的。”
后来币制改革打破了她的美梦。战后进行币制改革，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全换了。尼尔卡大把的票子没来得及兑换，因为她没有把钱存在银行，而是藏在了无人能找到的地窖里。她的钱突然成了一堆废纸，这对她来说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走出家门，把皮毛大衣、套装挂到自家的苹果树上，把所有的鞋一字排开放在大门口，把内衣、丝袜搭在院墙上，然后进了屋。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尼尔卡回心转意了？”
他们决定进屋去看看她怎么了。进得屋来，人们看到她正往墙上贴钱，一边贴还一边唱。这女人真的疯了。
尼尔卡看上去并不吓人，而且人们还是同情她，就像同情倒在墙脚下的醉汉、乡里的白痴一样。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怎么疯的。冬天、夏天她都还可以，可一到秋风扫落叶时她疯病就会发作。她在庄子里和树林里转悠，收集树叶，然后用绳子或什么东西捆成捆，把它们藏在秘密的地方。藏好后她还要四下看看，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现在我又有许多美妙的钱了。我美妙的钱又都回来了。”
庄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财迷尼尔卡的绰号便由此而来。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她们多数是列宁格勒人，而每个列宁格勒家庭在被围困时都死过人。所以她们感到伤心。
下边该尼尔娅讲故事了；她表示歉意地说，她的故事也并不愉快，但她还是讲了起来。
故事之八
由音乐教师尼尔娅讲述，说的是，热心搜集领袖像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别人受害。
我曾在幼儿学校教过一段音乐课。我教的那个班，都是些四五岁的孩子。这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经常被告知列宁、党以及其他一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这个班主任特别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我教孩子们唱儿歌时她常常打断我。她告诉孩子们说：“列宁老爷爷小时候也喜欢唱歌。好，孩子们，谁能告诉我列宁爷爷小时候爱唱什么歌？”
总有某个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被压迫者之歌。”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让她别打断我的课，但都无济于事。
“我要给孩子们讲列宁。这是他们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音乐中也一样。”
唉，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说什么？她曾让孩子们搞了一个荒唐的竞赛：回家翻旧报纸、杂志、找列宁像，然后带回学校，看谁找得最多。孩子们很卖力，带回了不少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列宁像。他们把这些小画像都装在特制的剪贴簿里。班主任积累了一大堆这样的剪贴簿，最后都没地方放了。每次检查团来校，她都要当着他们的面夸耀她的这些宝贝。她为此得了不少荣誉证书和奖状。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个孩子，一个商店经理的儿子，来学校时带来一大捆列宁像，都是从百元卢布上剪下来的。那个愚蠢的女人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以备日后丰富她的剪贴簿。下午放学时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接走了，从此再也没回学校。
第二天，民警来到了学校，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画像。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许多钱，他把这些大面额的钞票藏在了家里的好几个地方。那孩子发现了一个藏钱的地方。早上父亲上班去了，母亲正为他做早饭，他趁机溜进父亲的房间，把钱拿出来，剪下了许多列宁像，直到母亲招呼他吃早饭时才住手。父亲下班回来。
见许多钱都剪成了碎片，老半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恰在这时妻子接孩子回来了。
那孩子一见他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表功：“爸爸，我剪下列宁老爷爷的像带到了学校。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对我很满意。”
母亲吓坏了，父亲大发脾气，拉过孩子狠狠揍了一顿，直到妻子怕出事把孩子拉开为止。可怜的孩子送进了医院，他吓坏了，手也给打肿了。医院给警察局打电话，很快来了个侦查员，孩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父亲因贪污罪被抓去了监牢。而我们的模范教师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照样在那所幼儿学校工作，只不过现在她已是这所学校的领导了。
“不，姑娘们。”爱丽什卡央求道，“我们别再讲这些可怕的故事了。”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佳丽娜反驳说。
但爱玛看看爱丽什卡，说：“好了，节省点你的眼泪吧。
我来给你讲个滑稽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是列宁格勒以非官方文化而著名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故事之九
由导演爱玛讲述，有关神奇的10卢布钞票的故事。
在全国大小剧院巡回演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回到列宁格勒。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所以我开始找零活干，在电台或电视台做临时工，为新年儿童晚会准备剧目《白雪公主》。我的离婚总算办成了。我丈夫很慷慨，给了我一间20平方米房子。离婚前他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次他用它换了一个两居室的给自己，还有个一居室的归了我。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有地方住了。但生活不容易，我这就讲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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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正坐在家里为某个乡村剧团写稿子——目的还是赚点钱——考斯特亚·库兹米斯基打来了电话：“听着，爱玛。十万火急，我需要20卢布。我把我母亲的订婚戒指当了，明天到期。这次我要赎不回来就完了。我需要30卢布，已有10卢布，你能借给我2 0卢布吗？一星期后就还你。”
“不，考斯坦卡，我不能，我还欠邻居的电话费、电灯费，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连厨房都不敢去，太对不起了。”
考斯特亚挂了电话，我回屋继续写稿子。两个小时后，他突然亲自来了。诗人库兹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发椅里，穿着睡衣写诗。他很吸引人，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去找他，他的沙发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亚来了，递给我一张10卢布的票子：“我没借到另外的20卢布。那个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还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邻居会杀了你，这对俄国戏剧界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有新思想。”
我高兴极了，伸手把钱抓了过来。此时我们正站在走廊里。我顺手从电话桌上操起一支铅笔，我开始在钞票的一角上写下我该付多少电话费，多少电灯费，以及计算是否还会剩下付房租的钱。考斯特亚抱怨我，说我对他的钱不尊重，然后就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家躺他的沙发椅去了。
算出来了，但还是不够还清欠款。我正要去给邻居送钱，门铃响了。原来是莫斯科青年诗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爱玛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钱丢了。你有10卢布吗？”
“算你走运——我有。给你。”我把10卢布交给他，他高兴地走了。
一小时后艺术家尤拉·凯勒特斯基打来了电话。“爱玛。
你不是给了巴克希特10卢布吗？他又还给你了，因为我们一起去给他买了票，已经送他走了。我今天没时间去你那儿，所以我把钱给了史拉里，让他顺路给你带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没来。第二天他来电话说：“爱玛。昨天我去你那儿，半路在塞岗碰到了沙什卡·伊萨霍夫。他三天没吃饭了，我把钱给了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你既然已给了他，那就这样吧。”
塞岗是个咖啡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萨霍夫是白俄罗斯艺术家，住在列宁格勒。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聪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无分文。所以我的10卢布就这么搭了进去。
大约过了六个月，我们的考斯特亚准备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诗人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准备钱，寄希望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临行前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机票钱。
消息传开，我们这伙人开始给他凑钱，钱送来时都扔到不知谁放到桌子中间的一只缸子里。行期到了，该去买票了，考斯特亚对我说：“爱玛。我还有一页就完，你帮我摇摇缸子，看看钱是否够买机票的？”
我把钱都倒出来开始数。突然我看见有一张10卢布的钞票上写有熟悉的笔迹。
“天哪，考斯特亚。还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10卢布吗？”
“我不记得给你什么钱，怎么了？”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账写在这张钞票上。你还抱怨我没找别的纸记呢。”
“没错，记得是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瞧，它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