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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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队员的情况，但又不能明说我要接申花队，便试探着问他，如果你是王后军，你会怎么挑法？成耀东是很有头脑的队员，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开始他不好意思讲。我说，以你对队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这么一说，成耀东便把老、中、青队员都给我排了队。他排了三个年龄档次约28人。老队员中林志桦、郑彦、李龙海、王钢等被提了助理教练，还有唐全顺、蔡建林等；中间一层年龄的球员有成耀东、范志毅、李晓、鞠李瑾、邱京巍、吴兵等；年轻的有朱琪、申恩、毛毅军、朱炯、贾春华等。他很客观地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场上有作用，但对队伍建设作用不大，有的场上作用一般，但对周围队员很有影响力。
这一次谈话对我接管申花，组建队伍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后来成耀东也一直很得意地对我说：“徐指导，你刚来时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惧乐部在虹桥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副市长龚学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惧乐部。
开会前我到会场休息室时，龚学乎与郁知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在休息厅里郁知非一见我就说：“根宝，听说队里乱了，好多者队员都不干了。”我很冷静也很自信地说，郁总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练是新的，队伍有点动荡，队员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队伍抓好。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说：“这次大家推举你当主教练，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过去你在国二队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别地欣赏，当知道惧乐部定下你后他也说选得对，上海就需要你这样的教练。”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良宇同志。
成立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家对这个新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充满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为申花队主教练，也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职业队主教练面对公众讲话。我事先作了准备。我的讲话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讲了三点：第一，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感觉到压力很大，尽管我当过国家队、国二队教练，但上海队压力不比国家队压力小，尤其是球队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队伍搞好，因为我有多年带队的经验；第三，我的目标是使球队的精神面貌要改变，要树立新的队风，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标是1994年联赛前六名。如果打不进前六我就自我炒鱿鱼。讲到这里，会场内有人发出笑声。也许他们在想，根宝又在说大话了。
大会后还开了新闻发布会。好多记者问我，“你签合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合同可签。“听说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资？”我说这个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对这些有何看法？”我说我目前在申花当主教练，我是打工的，我是为老板打工的，现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7。风雨中开始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我希望没有到的球员能够向我们教练说明原因。这一天里没有到的球员中，有唐全顺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为前一天雨中训练受了点凉，回家后发烧了。
来来去去，队伍始终到不齐。我在申花队头两天的训练，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时，没有什么训练上的具体要求，对我来说，有多少球员来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至少说明谁是愿意跟着我这个教练，愿意在我们这个申花队里干下去的。这里还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较量”，一种无形的较量，考虑了再三，也为了争取更多的队员能留下来，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还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想借来训练的球员把我的话传给没有来的队员，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击。
我接手的居然是这样一支散漫球队，如果没有好的作风、没有意志力，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我要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便是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让他们有严明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有朋友对我说，根宝，这是上海队，不是你过去的国奥队，你不能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这支上海队。应该有所不同啊。我说，比赛场上，对手是否会因为你是上海队而放松压力？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是上海队，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的都没有迟到。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应该紧紧抓住。这是申花队的基础！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势，狠狠整顿，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一定要带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硬朗的球队来！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8。七名老队员不想干了
但是三天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些老队员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门员贾春华来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徐教练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对这项事业并不由衷地热爱了。但他又说，我能跟着队活动吗？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对你自己的事业不热爱，还跟着队干什么？”我又说：“你打万宝路杯赛时守住了5个点球，龚副市长专门奖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这些荣誉都丢掉吗？你再回去考虑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门员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没有找我，而是通过桑廷良来跟我说的。那时我们一共才只有这两个守门员，都走了，谁来守门？我挺生气。但又想，为什么一天之内两个守门员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在俄罗斯找了守门员库茨，他们感到有威胁了？我向郁知非汇报，又给金永昌主任作了汇报。当时球员的关系都还在体委。
金永昌让我去他家里谈。金主任对我说：“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队员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强，但不想干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还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们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来。但是，仍有一些老队员不想于。我对此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小就与足球结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的层次，就这么轻易放弃，不可借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决定亲自找他们谈。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个不错的球员，很有实力。尽管我没有亲自带过他，但曾经把他列入国家集训队的名单。我告诉他，一，你的年龄还不大，还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现在你的水平还够得上入选国家队，三，你也入选过我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应该还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点头同意，表示愿意跟随我于下去。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训练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让桑延良去看望他，他发着烧，看上去很虚弱。最后他还是表示不想干了，说主要是身体不好。到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只得同意。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跟着人家做生意。我说当初我们一起干有多好，你条件好，正是当打之年，退出去，多可借。我们都为你惋惜。言谈中，他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人生就是这样，机遇可遇不可求，错过一次，也许对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也许他认为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还找了王钢。王钢是队长，忠厚、老实、不善言谈。成耀东对我说，现在这支队伍还缺右后卫，王钢是个不错的人选。王钢无论从年龄还是实力上讲，都是可以用的。再说他是老队员，在队伍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队里，像王钢、李龙海、林志桦、鞠李瑾，包括唐全顺等，应该说都有作用。
说起来我与王钢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的父亲与我的弟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平时对我弟弟挺照顾。1983年王钢入选国家队时，正好我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我训练过他的。我对他说，作为一个老队员，我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再踢几年。我还向他提出，纪律上和生活上要对自己抓紧。因为我听说以前这些老队员经常是称兄道弟，香烟相互递来递去。
王钢当时表示愿意留下来。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队里来，我又把这些话对他的妻子讲了。那天，他带着小孩，我还让顾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宝送到他的车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钢心里非常矛盾，大顺队想要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