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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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配位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疏奏，现行祀典北郊既改北向，而三祖配位仍首东次西，同於南郊，请酌改所向。奇龄时官检讨，因撰是书。其斥汉元始仪之误，谓孟春合祀，天位在西，地位在东，皆因惑於《曲礼》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之文。其实《曲礼》据常坐言之。若礼坐之席，则仪礼、射礼皆筵宾席於户西，东上自与《曲礼》异。考《乡射礼》文，乃席宾南面东上。贾公彦疏云，言东上，因主人在东，故席端在东，不得以《曲礼》席南向北向西方为上解之。奇龄本此以折元始仪，实为有据。
至於元始仪配位西向南上，亦相承《曲礼》西向东向以南方为上之文。奇龄以后汉改从北上为正，其论甚确。然考北上之义，亦本《仪礼》。《大射仪》曰：“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燕礼》曰：“士既献者立於东方，西面北上。”此北上之异於南上者。今奇龄知南向东上之本於《仪礼》，而独未知西向北上之亦本於《仪礼》。则未免知一而不知二。奇龄又谓北郊既改从北向，则配位即统於所赂。地道尚右，配位当以东为上，东乃北向之右也。今考《仪礼·大射仪》曰：“诸公阼阶西，北面东上。”《燕礼》曰：“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则北郊北向，配位以东为上，与《仪礼》北面东上义例全通。奇龄徒以地道尚右定之，亦为未审。然全书考辨精核，援引博赡，於宋、明以来议礼之家，要为特出矣。
△《庙制图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是书统会经史，折衷庙制，谓庙不在雉门之外。《考工记》左祖、右社，据王宫居中而言，是庙在寝东。盖本蔡卞、朱子、易祓之说。又谓诸侯五庙，太祖居中，二昭居东，二穆居西，平行平列，盖本贾公彦之说。又谓自虞、夏、商、周天子皆立七庙，惟周增文、武二祧为九庙。盖本刘歆、王舜诸家之说。又谓《大传》、《小记》、《祭法》、《中庸》、《诗序》、《国语》、《论语》所言禘，皆据宗庙大祭，非圜丘。盖本王肃之说。
於是上溯秦、汉，下迄元、明，凡庙制沿革，悉为之图。以附於经图之后，而缀以说。其用功颇勤，其义例亦颇明晰，视明季本之书较为赅备。其中所论，则得失互陈。如朱子谓群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群穆皆列南牖下而向北。斯同则谓礼室中但有南牖无北牖，朱子为误。今考《丧·大记》，寝东首於北牖下注云：“病者恒居北牖，或为北墉。是室有北牖明矣。”《诗》“塞向墐户”。《经典释文》引韩诗云：“向，北向窗也。”《毛传》亦云：“向，北出牖也。”孔疏云：“为备寒不塞南窗，故云北出牖。则是室有南牖，又有北牖明矣。”《郊特牲》云：“薄社北牖”。盖但开北牖而塞其南，非凡屋本无北牖而特为薄社开之也。《荀子·宥坐篇》，子贡观於鲁庙之北堂，出而问孔子曰：“乡者赐观於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盖。”注云：“北堂，神主所在也。九当为北。盖音盍，户扇也。”然则北堂既有北阖，何独疑於北牖耶？《明堂位》刮楹达乡，注云：“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然则太庙之制略似明堂，四面且皆有牖，又何独於北牖而疑之耶？凡此之类，皆未深考者也。至如朱子祭图，祖妣并列，斯同谓宗庙吉祭，一尸统二主，无女尸。何以知六庙之妣尽入太庙？遂引曾子问七庙五庙无虚主，惟祫祭为无主，即知妣主亦入太庙。凡此之类，则援证精确，为前人所未发矣。虽大旨宗王黜郑，固守一隅，然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王士祯记斯同所著书目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一卷，殆传抄者所合并欤？
──右“政书类”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六官之政，始於冢宰。兹职官已各自为类，故不复及。六官之序，司徒先於宗伯。今以春官所掌，帝制朝章悉在焉。取以托始，尊王之义也。）
△《救荒活民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董煟撰。煟字季兴，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尝知瑞安县。是书前有自序，谓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救荒之策，下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为法戒者。书中所序，如以常平为始自隋，义仓为始自唐太宗，皆不能远考本原。然其载常平粟米之数，固《隋书》所未及志也。其宋代蠲免优恤之典，载在《宋史》纪志及《文献通考》、《续通鉴长编》者，此撮其大要，不过得十之二三。而当时利弊，言之颇悉，实足补《宋志》之阙。劝分亦宋之政令，史失载而此有焉。他若减租贷种，淳熙恤灾令格，皆可为史氏拾遗。而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与本传相参证。犹古书中之有裨实用者也。
△《熬波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陈椿撰。椿，天台人。始末未详。此书乃元统中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提幹旧图而补成者也。自各团灶座，至起运散盐，为图四十有七。图各有说，后系以诗。凡晒灰打卤之方，运薪试运之细，纤悉毕具。亦楼璹《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之流亚也。序言地有瞿氏、唐氏为盐场提幹，又称提幹讳守仁而佚其姓。考云间旧志，瞿氏实下砂望族。如瞿霆发、瞿震发、瞿电发、瞿时学、瞿时懋、瞿时佐、瞿先知辈，或为提举，或为盐税，几於世任盐官。其地有瞿家港、瞿家路、瞿家园诸名，皆其旧迹。然创是图者不知为谁。至唐氏则旧志不载，无可考见矣。诸图绘画颇工。《永乐大典》所载，已经传摹，尚存矩度。惟原阙五图，世无别本，不可复补。姚广孝等编辑之时，虽校勘粗疏，不应漏落至此。盖原本已佚脱也。
△《钱通》·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胡我琨撰。我琨字自玉，爵里未详。据书中所记时事年月，是明末人也。
其书专论明代钱法，而因及於古制。首曰《正朔一统》，次曰《原》，曰《制》，曰《象》，曰《用》，曰《才》，曰《行》，曰《操》，曰《节》，曰《分》，曰《异》，曰《弊》，曰《文》，曰《闰》，凡十三门。每门之中，各为小目。
其载明制，起洪、永，讫万历。徵引各史纪、志、列传以及古今说部文集，援据颇为赅洽。於明代钱法沿革，条分缕晰，言之尤详。多《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明典汇》诸书所未备。其叙述古制，如引《桂海虞衡志》，记右江之铜，引《宋会典》，记利州诸监钱数，亦足补唐、宋各史所未详。他如《钱象门》之黄河钱、投河国钱诸品，又董逌、洪遵、李孝美、顾烜各家旧谱所未载，皆足以资考证。中如刘仁恭丸土为钱之类，乃一时谬制，亦仿图其式，未免稍杂。然义取赅备，不得不巨细兼收，亦未可以丛脞讥也。
△《钦定康济录》·六卷乾隆四年御定。初，仁和监生陆曾禹作《救饥谱》，吏科给事中倪国琏为检择精要，釐为四卷。会诏翰林科道轮奏经史讲义，国琏因恭录进呈。皇上嘉其有裨於实用，命内直诸臣删润其词，剞劂颁布，因赐今名。其书凡分四门，一曰《前代救援之典》，所录故实，上起唐、虞，下迄元、明，案朝代先后编次。二曰《先事之政》，分子目六。三曰《临事之政》，分子目二十。四曰《事后之政》，分子目五。又附录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后系论断。案，金穰木饥，天道恒然；尧水汤旱，圣朝不免。其挽回气数，则在於人事之修举。《周礼·荒政》十有二，多主於省事以节财。盖预备之道，已散见於各职故也。我皇上宵衣旰食，轸念民依。或岁星偶沴，禾麦不登。赐蠲贷者动辄数十百万，赐赈恤者亦动辄数十百万。
即遇贪墨败度，借拯灾以蚀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废餐，杜侵冒之风，或靳抚绥之费。纶音宣谕，至再至三；含识之伦，罔弗共喻；仁宏博济，实迈唐虞。是以国琏是编，特邀睿赏。臣等校录之下，仰见勤求民瘼之心，与俯察迩言之意，均迥轶千古也。
△《捕蝗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蝝之害，春秋屡见於策书。《诗·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郑之说，以炎火为盛阳，谓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销亡，并非实火。是汉时尚未详除蝗之制，故训诂家有是说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诗》此语以为证，朱子《集传》亦从其说。於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见於纪述。
芳生此书，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汇为一编。首备蝗事宜十条，次前代捕蝗法。
而明末徐光启奏疏最为详核，则全录其文。附以陈龙正语及芳生自识二条。大旨在先事则预为消弭，临时则竭力翦除，而责成於地方官之实心经理。条分缕晰，颇为详备。虽卷帙寥寥，然颇有裨於实用也。
△《荒政丛书》·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森编。森号存斋，钱塘人。由贡生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是书成於康熙庚午。辑古人救荒之法，於宋取董煟，於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锺化民、刘世教，於国朝取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复究其弊，使知所戒。成书五册，其官河南佥事时所撰也。
末附郧襄赈济事宜及捕蝗集要，其官分守荆南道时所撰也。救荒之策，前人言之已详，至积储尤为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规，班班具列，而於三《考》尤极详晰。登之梨枣，俾司牧者便於简阅，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者司徒兼教养，后世则惟司钱穀。以度支所掌，条目浩繁，然大抵邦计类也。故今统以邦计为目，不复一一区别。）
△《历代兵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著录。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其总论之中，谓“祖宗时兵虽少而至精。逮咸平后，边境之兵增至六十万。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輓，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於时务者矣。
△《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钱文子撰。文子字文季，乐清人。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宗正少卿。后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宋初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谓之禁军。辗转增益至於八十馀万。而虚名冒滥，实无可用之兵。南渡以后，仓皇补苴，招聚弥多，而冗费亦弥甚。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於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卷首有其门人陈元粹序，述其作书之意甚详。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朱彝尊跋，称“其言近而旨远，词约而义该，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所能”。然兵农既分以后，其势不可复合。必欲强复古制，不约以军律，则兵不足恃；必约以军律，则兵未练而农先扰。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种之法寓农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农。
文子所论，所谓言之则成理，而试之则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论，数十万之众，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归农，势不能靖，惟有聚为贼盗耳。如以渐而损之，则兵未能遽化为农，农又未能遽化为兵。仓卒有事，何以御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骤革者也。以所论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补《汉志》之阙，故仍录之，以备参考。《文献通考》载此书作《补汉兵制》，与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书无兵志，则作补兵志审矣，《通考》盖传写讹也。
△《马政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乔撰。时乔有《周易古今文全书》，已著录。是书纪明一代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门：一曰《户马》，二曰《种马》，三曰《俵马》，四曰《寄养马》，五曰《折粮》、《贡布盐》、《纳赎》、《战功》等马，六曰《兑马》，七曰《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驲马》，八曰《库藏》，九曰《蠲恤》，十曰《政例》，十一曰《草场》，十二曰《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於因革损益，各悉原委。马政莫详於明，亦莫弊於明。时乔目击其艰，身亲其事，故虽裒集案牍之文，而所言深中时病，其条理悉具自序中。序末自署“前太仆寺卿”，而考《明史》本传惟载尝为“太仆寺丞”。是书时乔自刊，不应有误。疑史或误书也。
△《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敕撰。乾隆四年告成，御制序文颁行。凡《八旗分志》十七卷，《土田志》五卷，《营建志》三卷，《兵职志》八卷，《职官志》十二卷，《学校志》四卷，《典礼志》十五卷，《艺文志》十卷，《封爵世表》八卷，《世职表》二十四卷，《八旗大臣年表》八卷，《宗人府年表》一卷，《内阁大臣年表》二卷，《部院大臣年表》二卷，《直省大臣年表》五卷，《选举表》四卷，《宗室王公列传》十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