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手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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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计划，并开展学习上的互助；开展有益的健康的文娱活动以增强革命乐观主义；在对敌斗争方面，决定一方面继续向敌人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撤销“战犯”罪名，把我们释放回各自的战俘营，一方面积极设法与“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以取得总委会的领导，参加统一的斗争行动。
我听了很高兴，既高兴我们被朝鲜战友们接纳为劳动党员完全成了一家人，又高兴我们的支部领导坚强有力，细致全面。我心想：“别看我们老孙只是个营级干部，领导水平绝不比师级干部差。”但是我却没敢说出来给老孙听，我知道哪怕只是稍为流露出一点点这种情绪也准要挨一顿狠狠的批评！老孙一直非常真心地尊重朝鲜同志，也总是这样教育我。他的全局观念、党性远比我强。等到我和朝鲜战友们朝夕相处久了，真正了解了他们，我才为自己那种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感到害羞。
“宏大”的学习计划
老孙要求我模范地尊重和执行支部布置的任务，搞好和朝鲜战友的团结。我决定先和我们党小组的三位朝鲜战友加强相互了解，同时制定了一个学习俄语和朝语的计划。
书记辛泰凤同志欣然答应当我的俄语老师，三位同小组的朝鲜战友答应教我朝文。当我知道代表团团长的围棋下得很好，便又请他当我的围棋老师。我在两天之内就用水泥和油漆做了一副漂亮的围棋，画了一个棋盘，材料都是我直接向美军总管托雷上尉要来的。
老孙对我制定的学习计划和实际行动很满意，开玩笑说：“看来你还想学好俄语去苏联留学呢！”
我说：“解放前我想去美国留学，没能实现，今后也不可能了，才打算回国后去当留苏学生呢！”
我至今还记得和我同一个党小组的朝鲜战友，一个姓朴的是人民军的师团政治委员，年约40岁，红扑扑的脸膛，左脚受伤有些跛，人很风趣，思想又很敏锐。难得的是他还会一些中国话，因为他是在图门江边长大的。另一位姓金的是人民军的副团长，年约25岁，身强力壮，逞强好胜，好争论问题，有时还红脸，下棋输了都不高兴，但很直爽勇敢。另一位姓李的是人民军的团后勤主任，是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当时已50岁左右，我们叫他“阿爸爷”（即老大爷）。
阿爸爷会讲不多的几句中国话，为人和气、慈善，对我很关心，他给我讲的朝鲜民间故事最多了，我也很敬重他。
我们两个中国人和16位朝鲜战友生活在一起，语言障碍是第一需要解决的。一开始我们使用“国际语言”，朝、中、英语都用，有时还包括大量的手势。往往一句话里就使用了两三种语言词汇。这样的好处是我们较快地沟通了思想和日常交往。但这很不利于学习和掌握正规的语言，因此尽管和他们在一起整整一年，我却没把朝鲜语学好。
朝鲜的文字采用拼音字母，是把汉字拆开来使用的。如“I”和汉语拼音中的“i”相同，而“卜”和“a”同音，朝文一共24个字母，很好掌握，我只用了一个钟头就学会拼音，能拼读朝文单词和句子了。但朝文的语法和中、英文差别都很大。朝文属东方语系，和日文、蒙文类似。比如把动词（谓语）放在句子的末尾就是一个特点。我们说“中朝人民是一家”，他们说“中朝人民一家是”。
由于朝文中外来语多，包括来源于汉语的词汇相当多，语音和粤语相近，这样，朝鲜同志就常用汉语词汇和朝文语法来和我们谈话，日子长了习以为常，我们自己说汉语时也朝语化了。
就朝语来说，我学得最快最完整的是朝鲜的歌词，在那一年里，我几乎把他们会唱的歌曲包括民歌都学会了。朝鲜民歌我很喜欢，那种热情、活泼的风格和优美的旋律，很适合我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舞蹈，柔美之中含有刚健之气，我常想，朝鲜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而仍然保持着乐观善良的民族性，真是难能可贵。而且在集中营生活中，我更体会到作为人类灵魂语言的音乐，在苦难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激励生活的勇气和抚慰心灵创伤的作用啊！我也正是从这方面更愿意和朝鲜战友们接近和愈来愈融洽，使我成了他们大家喜欢的小兄弟。
学习俄语也较大地充实了我的空虚难过的“战犯”生活，分散了我那对自由、对祖国思念的痛苦之情。老师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我从字母学起，要听、说、读、写、背诵、做练习。我向托雷上尉讨来了一些纸和半支铅笔。后来他不再供应纸，我就用烟盒、水泥纸袋缝订成本子，请老师写课文，请老师改作业。
辛老师的俄语真好，后来才知道他原是苏联塔什干师范学院院长，苏籍朝鲜人，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朝鲜担任俄语大学校长。感谢他的教育，使我实现了那时想多学点本领回国好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回国之后我还真担任了几年中学俄语教师，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苏联歌曲教给我的学生。那些俄罗斯民歌曾以它深沉的感情使我着迷，减轻了我心灵上的痛楚，那首曾为列宁喜爱过的《光明赞》，几十年来都伴随着我度过了艰难难岁月。
兄弟们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坏消息
在战犯集中营的第一个月，我们也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美军战俘管理当局将我们释放回去，写了不少抗议、要求，甚至进行过绝食斗争，但毫无结果。
不久，我们通过清洁队的战友和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知道总领导人老朴同志也已被单独拘押。而和谈已中断，敌人随时可以找借口强行镇压。总指导委员会建议我们暂行休整一下，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准备好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
这些有机会外出的清洁队的战友们还带回消息说，“602”的志愿军同志已全部移往济州岛去了。说他们在被运走之前曾进行多次斗争坚决要求我们回去，否则拒绝上船，结果遭到严厉镇压，还是被强行押走了。这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回国支队中只有老孙和我两个中国人留在巨济岛上了！
尽管朝鲜战友们多方安慰我们，我的情绪波动仍然很大，我在那本俄语练习本背面写上了首唐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被老孙检查我的作业时看见了，他沉默良久说：“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但椽子总得出头才能用。我们恐怕要有思想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
我看出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被敌人永远拘留甚至杀害。
我望着他说：“老孙，活，我跟你活在一起；死，我与你死在一起！”
他用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肩，又安慰我说：“敌人也不敢轻易杀害我们，他们还有被俘人员在咱们手里呢！你那么思念你故乡的巴山夜雨，有一天会再见到的！”
济州岛传来噩耗
10月中句，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传来了关于济州岛第八集中营中国战俘的消息：他们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升起十面国旗，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战俘的回国意志，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护旗勇士们被杀死56人，重伤129人。这个噩耗使我们十分悲痛，也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直想象着济州岛上的战友们怎样赶制五星红旗，绑旗扦，挖旗杆坑，怎样在黎明时升起十面国旗来。战友们那雄壮的国歌声响在我耳边，敌人大屠杀的硝烟火药味进入我的嗅觉，战友们在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时的英姿，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亲爱的战友们，我多么想展翅飞到你们之中去啊！第二天，我们以中国战俘代表的名义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了一份《最最强烈的抗议书》。
从那以后，我们也更加思念在济州岛艰苦斗争的战友们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亲密战友在这次流血斗争中是受伤了还是牺牲了呢！
我的学习热情因不能回去跟战友们共同斗争的失望情绪而逐渐削弱了。为了打发单调的日子，我开始更多地缠着老孙和朝鲜战友们讲故事，更频繁地找代表团长老李下围棋。
老李是三段围棋手，一开始让我19个子还赢棋，后来逐渐少让我。他教我很认真，什么“金边、银角、草肚皮”，什么“挖心战”、“声东击西”等等技术、战术都耐心指点，以致我在三个月后开始敢和他不让子对弈了。
他不想下棋时我便去找“阿爸爷”或朴政委讲故事给我听。我至今记得“阿爸爷”讲的那个关于“歌包”的朝鲜民间故事，大意是：一个穷苦樵夫上山打柴很晚才下山。他在森林里迷了路，被动听的歌声吸引到一个林间草地，看见一群仙女正在月光下赛歌，他听得着迷后竟撞了进去。仙女们见他很善良便给他换了副金嗓子，还教给他唱歌，然后送他出森林。他回家后唱歌出了名，被一个恶霸地主叫去唱，并问他在哪里学的歌子，他讲了仙女们教唱歌的事。地主便自己去找到仙女们，请示学歌。仙女们见他是个恶人，便告诉他若真想学歌可以给他一个歌包放在脖子上带回去。他表示愿意，一个仙女便将自己脖子上的肉瘤给了他。这个地主回家发现“歌包”已长牢在脖子上，却半个歌也唱不出来，最后便活活气死了。
我听了后还问他：“要是我去见那些仙女，她们会给我一个金嗓子教给我好听的歌么？”
“阿爸爷”说：“我原来就猜想你是去找过仙女们了，不然你怎么嗓子这么好，会唱这么多歌呢？”
朴政委不会讲民间故事，便讲他自己的身世、经历。他本是一个穷苦的铜矿工人，受不了日本鬼子压迫参加了金日成将军的游击队，直到朝鲜光复，前年才和元山一位纺织女工结了婚。他说：“我的老婆大大地爱我。这次战争爆发后，我前方打仗去，她的抱着刚生的孩子哭了，很多很多眼泪的流了。现在她在哪里我的不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的没有，我要是活着的回去，就到处找她！找不到她，我路的不停地走！”
我被深深地行动了，我说：“您定会找到她的。战后工厂会恢复，她会回去上班！”他带着向往的神情笑了。
他还给我讲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他的师团急速往北撤退。他们在山里艰苦行军、战斗、被围、断粮、断水及被俘的经过。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民军战友整师整团地被俘，被俘时建制都未打乱。这是他们被俘后能够较快组织起来，并控制了自己的战俘营的重要原因。
老孙
白天我找朝鲜战友下棋讲故事，晚上躺下我又转过脸去要老孙给我讲故事，我很怕眼睁睁地睡不着。老孙一开始给我讲的是陈老总的故事（他们军原是三野的部队），粟裕同志的故事。我还记得他讲了陈毅同志刚进上海就派人去保护宋庆龄的故事，还有陈老总从江南带兵打到江北建立新的苏区的故事。他讲时充满了那么深的对陈老总的敬爱之情！
老孙还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粟裕的故事，一次行军中，已担任三野副司令员的粟裕同志在行军中遇见了他在红军中当班长时班里的一名战士，那时他仍在当饲养员。他去向那位当年的红军战士问好。那位饲养员看了他半天，认出他来便说：“粟班长，您现在骑上马了，当上营长了吧！”
我还记得老孙讲了个骡马吃大炮的故事：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军的重炮还不多，为了吓唬敌人，便将芭蕉树干用黑烟灰刷了架在车上让骡子拉着故意大白天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军。没想到在一次休息时，一头骡子饿了，竟啃下“大炮筒子”来吃，于是全军都传开了骡马吃大炮的奇闻。
老孙的这些故事，在1952年那个凄冷的寒冬，给了我这个刚参军两年多的大学生以多少温暖和鼓舞啊！我更多地理解了人民子弟兵和老一代革命家那种英勇无畏、智慧超人和对人民的忠诚！
关于部队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我还缠着老孙讲，他便说，他没有那个阿拉伯国王的妻子的本领，不能每晚一个故事地讲上一千零一夜。他建议一起来唱歌。我说：“唱什么呢？”他说：“唱《延安颂》吧！”于是我们深情地唱起了：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夜色笼罩着河边的流萤，……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后来他又教我唱《新四军军歌》。他是在用我们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激励我，鼓舞我！于是，我更想知道他的身世，为什么那么早就参了军，怎么锻炼得这么老练豁达，足智多谋。可他不大愿意谈他自己。
我绕了不少圈子才从他口里了解到，1944年他16岁时，高中没毕业就从上海跑到新四军东江支队去参军抗日，成了他所在部队里的“大知识分子”。那时部队文化水平低，很重视知识分子。他较快地被培养成了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他是全军提升最快的最年轻的教导员，因而被战友们称作“小老兵”。他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是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但他本人的品质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非常令我痛心的是：老孙是在我军打胜仗时被俘的。当时我们几个军把美军围困在长津湖，他的营负责在袋形包围圈的南面堵口子，不让敌人突围南窜。连续几天的战斗，喝不上水，吃冰雪，饭送不上来只好啃冻士豆。他的几个脚趾头冻得坏死了。当时部队通信工具很差，战场形势变化又快，他是在跛着腿去检查一个应该由我军扼守的阵地时，进入那个已变成敌人营地的阵地时，被敌人哨兵拦腰抱住活捉了。
听完了老孙的沉重回亿，我躺在他身边更加睡不着了：“他要是不被俘，现在肯定还在意气风发地指挥着部队战斗呢！多么可惜，他为这场战争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又一个没有春天的新年
1953的新年，是在那呼啸着从北方越过大海扑向巨济岛的凛烈寒风中来到战犯战俘营的。
这天，根据我们代表团传下去的建议，全体“战犯”举行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