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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龙的传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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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淝水之战是东晋和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前秦从大举进攻到淝水决战,前后只有四个月的光景,就全线崩溃了。经过这一战,东晋相对稳定的局面得到了巩固,江南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由于苻坚的失败,前秦政权随之瓦解,北方再度陷入割据混乱的局面。
  二十三、才绝·画绝·痴绝
  ──画家顾恺之趣闻
  臧 嵘
  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古人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笔法“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象“春云浮空,流水行地”,那么飘逸,那么细腻。我们从顾恺之的代表作《洛神赋图》,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洛神赋图》取材于三国时期诗人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是魏国开国君主曹丕的同母弟弟。传说曹植和曹丕,一同爱上了袁绍的儿媳甄氏。曹操打败袁绍以后,把甄氏许配给了曹丕为妻。甄氏在曹丕处郁郁不乐,不久死去。曹植为此感伤不已,遂赋《洛神》,借写与神话中的洛神相会,表达他对甄氏的思念爱慕之情。顾恺之根据这一题意,把曹植的思慕之情形象化了。在《洛神赋图》画卷中,洛神多次出现,或在水面凌波回顾,或在云间遨游,其神态之飘逸,衣带之摆荡,完全体现了顾恺之作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幅画还表现出我国古画“传神”的妙趣。如画卷开头一段,描写曹植在黄昏时节,来到洛水之旁,洛神恍惚出现在荡漾的碧波上。这时洛神一双眼睛,含惰脉脉,似来又去,有无限的思慕愁怨之情。而岸边的曹植,则不失为一位贵族诗人,他雍容华贵,身旁有多人搀扶,眼神里流露出深深的依恋和怅惘。
  这种“传神”的笔法,是顾画的最大特色。顾恺之非常重视画人点晴的技巧。古书记载说,他曾给人家画扇面,扇面上是三国大诗人阮籍、嵇(ji)康的像,但都没有点上眼珠,就把画绘了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回答说:“怎么能点上眼珠呢?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还有一个故事说,顾恺之曾在荆州刺史殷仲堪那里做过参军(掌管文书的官),他很想给殷画像,但殷因为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怕画出来不好看,就坚决推辞。顾恺之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坦率地对他说:“眼睛有毛病是没有关系的。我在画的时候,可以一样把瞳仁画清楚,画后只要用干笔在上面轻轻扫过,就可以画出你眼睛的特征,就象遮在薄云后面的月亮,将会更美。”这番话把殷仲堪说得很高兴,但同时也表明了顾恺之在画人点睛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技巧。
  顾恺之这种传神点睛的艺术造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的结果。民间传说,顾恺之从小死了母亲,稍长大一点,他每天缠着父亲追问母亲的长相。父亲被儿子的情思所感动,便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母亲的长相和衣着。顾恺之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八岁那年,他忽然向父亲要笔墨,说要给母亲画张像。父亲说,你连母亲的样儿都没见过,怎么画呢?小恺之说:我就凭您说的画,一天不象画两天,两天不象画三天,一定要画象了为止。于是顾恺之每天都在画,不分白天黑夜。画好了就给父亲看,看了以后改,逐渐逐渐;母亲的像居然有几分相象了,但就是眼睛画不好。顾恺之又用心地去琢磨,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顾恺之把再次画成的母亲像给父亲看,父亲竞然看呆了,说:“象了,象了,太象了,眼睛特别象呀。”通过几年的苦练,顾恺之终于掌握了传神点睛的绘画技巧。
  二十岁那年,顾恺之正在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任职。有一个叫慧力的和尚,发起建造一座瓦棺寺大庙,向各方面人士募捐。一般的官僚学士认捐没有超过十万钱的,年轻的顾恺之却在化缘簿上写上了一百万钱。慧力不相信这个年轻的书生会有这么多钱,顾恺之对他说:“请你在庙里准备好一堵墙壁,供我画壁画,画完成了,这一百万钱也就有了。”慧力将信将疑地按照他的话做了准备。顾恺之在瓦棺寺里住了一个多月,断绝和外面的一切交往,终于专心致志画出一幅杰作《维摩诘像》(维摩诘,佛教经典里一位有道行的居士)。待最后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对和尚说:“从明天起可以请人来看壁画,我当场绘画上的维摩诘点上眼珠子。第一天来看的人请他们每人捐十万,第二天可以捐五万,到第三天就可以随意捐钱。”消息传出后,来看画的人拥挤非常。顾恺之当着大家的面给维摩诘点上眼睛,顿时光照一室,维摩诘清瘦的面容,沉思的神态,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观画的人踊跃捐款,很快就超过了一百万钱。
  《晋书·顾恺之传》上写道:“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所谓“绝”,就是顶点的意思。画绝,前面的一些故事足以说明了。下面再说说他的其他两绝。
  才绝,是指顾恺之多才多艺。他不仅画艺出色,他的书法、诗词歌赋、甚至口才,也都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他的书法留下来的不多,据明朝书法鉴赏家董其昌考订,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上的《女史箴》全文,就是顾恺之自己写的。他的书法颇近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有相当的功力。文学方面,顾恺之写过不少优美的赋,而且能出口成章。有一次,顾恺之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回来,有人问他风景如何,他脱口而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诗一样的语言已经成为千古绝唱。还有一次,重用过他的大臣桓温死了。顾恺之去拜谒桓温墓,哭得很伤心。谒墓归来,有人问他究竟伤心到什么程度,顾恺之立刻答道:“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他善于运用形象妙喻的文学才能,对他的绘画自然是有影响的。
  关于他的“痴绝”,也有两个例子。有一次,顾恺之和当时有名的才子谢瞻一同在朝廷值夜班。长夜无聊,二人相约在月下对诗。起初他俩一唱一和,谢瞻对顾恺之的诗称赞备至,顾恺之十分高兴,兴趣越来越高。到了下半夜,谢瞻感到支持不住了,耍了个滑头,找一个手下人给自己做替身与顾恺之继续对诗,自己却去睡大觉了。而兴致正浓的顾恺之却丝毫没有发觉,坚持一直对到天亮。第二天,他才知道受了谢瞻的骗。这个故事说明顾恺之并非有痴病,而正是他专心致志做学问和待人真诚的表现。另一个记载说,顾恺之和桓温的儿子桓玄是好朋友。他把自己画的一橱柜最得意的画,寄存在桓玄那里。寄存时,他在橱柜上都贴了封条,题上字。不料当他去取画时,启封一看,却发现这些画一张都不剩了。很明显,这是桓玄故弄玄虚,偷偷启开封条窃去了画,然后又煞有介事地把封条重新贴上。然而顾恺之却逢人便说:这是由于他的画太好了,能够通灵,所以和仙人一样羽化上天了。后人从这件事说顾恺之是个书呆子,其实不然,顾恺之受过桓氏两代的照顾和信任,即使桓玄做了这种不够朋友的事,顾恺之也不愿影响他们的关系,因此他故意这样说。所以,所谓“痴绝”,实际上只是人们对顾恺之的一种误解。
  顾恺之一生作了许多画,可惜留下传世的真迹实在太少了。专家认为,流传于世的他的三卷名画《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都已不是他本人的真品,而是后人的摹本。从这些摹本,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顾恺之画的特点和风格的。
  二十四、“天下转漕,仰此一渠”
  ──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臧 嵘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提到扬州的著名诗句。在人们印象里,扬州是一座繁华而又风景优美的城市,我国古代,人们常把扬州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媲美。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大运河给了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在,扬州地区仍受着大运河的遗惠。在扬州东北约五公里处,有一个地名叫茱萸湾。这是隋唐时期运河由北向南进入扬州的第一个码头。隋炀帝三下扬州,都从这里经过。当时茱萸湾是我国国内重要港口,来往船只客商极多,因为是交通要道,也相当繁华。唐朝诗人姚合有诗:“江北烟光里,淮南胜事多;市廛持烛入,邻里漾船过。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这座运河城市的盛况。
  我国的大江大河,大部分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在现代化陆路交通工具还没出现的情况下,开辟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线,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一历史任务是在隋炀帝时代完成的。
  当时,修河工程对人民是一场灾难。由于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以传奇的形式,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十五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三百六十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了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迫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死者竟达二百五十万人。麻叔谋在淮北一带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恣行享乐。因为他滥施淫威,凶狠暴虐,运河地区人民竟把他视为吃人的妖魔。唐人小说《隋遗录》记载,当地每当小孩哭闹,一听大人说“麻胡(麻叔谋)来”,就立即声止。上述固然是小说家言,但也反映了隋王朝在开凿运河工程中,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隋朝的大运河全长四千多里,以洛阳为中心,共分四段,自沁水入黄河处至涿郡(今北京),名日永济渠;自洛阳至盱眙(Xu yi,今江苏盱眙)入准,日通济渠;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名邗沟;自江都至余杭(杭州),名江南河。大运河修整得十分气派,据历史记载,“水面阔四十步,……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全部工程自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至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即告完成。这样短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广大劳动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可以想见的。
  运河修成后,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威仪,曾先后三次乘龙舟“游江都”。至今,在扬州一带尚有隋炀帝下扬州的许多传说。据说,其中一次是因为扬州盛开着一种罕见的琼花,隋炀帝为看琼花,乘兴泛舟而下。现在,扬州还有一处琼花观,观内有琼花台,据说就是当年隋炀帝看琼花的地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炀帝游江都,十分排场。他所乘坐的龙舟,有四层楼,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最上层盖有大殿,中二层建有一百二十个房间。紧跟炀帝的龙舟,还有皇后、诸王、公主、百官的船。船形各种各样,有似飞龙,有似白虎,有似青鸟,有似龟鳖,舳舻相接,达二百多里长。这些船仅用拉纤工,就有八万余人。船行沿途,更是骚扰百姓,炀帝命令船过五百里内,皆献美食,一州以至百车。吃不完,船行之前,皆令随从弃埋。
  隋炀帝的暴政,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感。唐人小说《海山记》,引用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我兄征辽东(指隋王朝对高丽的战争),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从这里不难看出人民在隋王朝暴政之下,已是朝不保夕,处于绝境。不久,隋炀帝的统治就被人民起义的浪潮推翻了。
  唐宋时期,隋开凿的大运河,在经济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唐宋诗人皮日休有一首《汴河铭》,称赞道:“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尤其在南粮北运方面,大运河起着重要作用,以致在宋朝有“天下转漕,仰此一渠”之说。
  唐朝中后期,几乎“全倚之江淮之粟”,来维持帝国的局面。唐玄宗时,在京城长安望春楼下,开了一个广运潭,以容纳各地来往的商船。有一次,水陆转运使韦坚在潭上举办了一次博览会,三百多只游船上大量陈列的,几乎全是江淮各地出产的物品。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进一步残破,唐王朝的供应更是倚仗江南地区。史载有一年,长安闹粮荒,唐德宗狼狈不堪。大臣韩湿从运河运米三万石至关中,德宗喜极欲狂,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运河航运,对唐帝国的兴衰,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宋朝时候,首都转到开封,运河的作用更为明显。当时人说:“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他们认为运河废“则大众不可聚”。运河对京城的作用,“乃是建国之本”。有一个统计材料说,北宋时,每年通过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达到五至八百万石,其他金银布帛、香药、茶叶无数。
  元朝时候,政府对大运河进行了多次开发和整治,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元朝的运河以大都(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从通州顺白河就可到天津,然后接通隋朝修的旧御河河道,到达临清。这条新河道直从山东境内穿过,不再绕道河南洛阳。这就大大缩短了南北运河的距离。元朝的大运河总长三千余里,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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