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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借我一生-第22部分

小说: 借我一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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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那一叠纸条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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