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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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一·第二章》）苏秦和他嫂嫂的问答，把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露得多么淋漓尽致。过了二百多年，司马迁对所处的那个社会也有一段慨叹之辞：“始翟公为廷尉（最高司法官），宾客阗（塞满）门，及废（罢官），门外可设雀罗（鸟网）。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在门上用大字题写）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现）。“司马迁不禁大声呼曰：”悲夫！“（《史记·汲郑列传》）旧社会的”人情“、”世态“如此，这是必然的。
三
《战国策》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优点和特点。刘向虽然说它“不可以临教化”，但他又不得不承认策文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书录）南北朝时，梁朝文艺批评家刘勰（465年前后－520年前后）在文心雕龙才略篇里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睢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也。”（战国时代崇尚用武，而文学之士依然存在，诸子以谈论哲理学术取用于时，屈原、宋玉以离骚而发扬文学的光辉，乐毅的书信义正而辞辩，范睢的上书严密而深刻，苏秦游说强劲而中肯，李斯的奏章多采而动听。如在太平重文之世，这些人和汉代文学家扬雄、班固都有同等的文才。）刘勰从文学角度对《战国策》中一些游说之士和他们的作品与诸子、屈原、宋玉并称，又与汉代的文学家扬雄，班固媲美。可见《战国策》的文学价值。下面就简略地谈谈这方面的粗浅看法。
（一）叙事简洁明快，语言明白流畅，说理雄辩有力，分析细致准确。现以《赵策四·第十八章》触龙说服赵太后一事为例。
文章开头，先摆形势：“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形势的特点是：秦攻赵情况十分紧急；矛盾焦点是长安君是否能出质；解决问题已成僵局。这里两个“必”字非常准确、鲜明、突出地表现了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成了僵局，毫无回旋余地。作者这样写，不仅是叙述情况，分析形势，也是为了突出触龙解决这一难题的独特才能。
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僵局。作者从这一点入手。触龙以一个问候太后身体的老臣身分出现，而不以一个解决问题的“谏臣”身分出现。你看他“入而徐趋，至而自谢。”一番说明和问候，使“盛气而胥之”的太后开了口：“老妇恃辇而行”，气氛有了缓和。于是触龙抓紧时机，接上话岔儿，继续问候，拉起家常：“‘日食饮得无衰乎？’太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这一席对话多么自然，太后开始被触龙所左右，拉入他的轨道。从”盛气而胥之“到”色少解“，触龙得到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太后却毫无觉察。作者在这里，全用对话，而只用了”盛气而胥之“、”色少解“八个字说明事件的变化过程，实在简洁明快。
话题一转，提出“老臣贱息”的工作问题。还是触龙取得谈话的主动权和支配权。由“贱息”的工作，进一步引出“爱子”的问题。在“爱子”的问题上引起了有趣的争论。触龙声称爱子“甚于妇人”，而“太后笑曰：”妇人异甚。‘“这时气氛又有了大的转变。从”色少解“到”太后笑曰“，这个转变可不小。刚才声称”必唾其面“，这种”盛气“和”警惕“已经无影无踪了。作者对事件发展的安排十分有趣：太后的情绪由”盛气“到”解“到”笑“，正是触龙步步接触本题的过程。看，”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触龙见时机成熟，于是单刀直入。这是一大突破，因为”提长安君“这是太后最警惕、最忌讳的事。而触龙有意安排的”反话“却引出了太后的心里话”不若长安君之甚“。这就使太后不知不觉、一步一步、舒舒服服地入于谷中，而又为下文开了路。如果这句话由触龙说出，那就太弱了，而且可能会发生变故。从这以后，急转直下，就进了正面摆事实说道理的阶段。太后完全被”控制“了，以致最后完全被说服，同意长安君”质于齐“。
整篇对话的过程，即叙事的过程；对话气氛的发展，即叙事层次的发展。这是一篇出色的叙事文，也是一篇出色的说理文，又是一篇出色的人物描写。而叙事、说理、人物描写的特色兼而有之，溶为一体，表现出作者写作手法的高妙。
（二）写人物，既有人物的语言行动，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有事件的曲折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现以《齐策四·第一章》冯谖为孟尝君巧设“三窟”为例。
文章写策士冯谖为齐相孟尝君出谋画策，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事。冯谖初为孟尝君“市义”于薛，又为孟尝君“往聘”于梁，最后为孟尝君建立宗庙。他为孟尝君树立了政治基础，完成了“狡兔三窟”的计谋。文章突出写冯谖的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奇”。以此显示冯谖不同凡响的才能。
首先写冯谖在众人眼中的“无能”，冯谖在孟尝君食客眼中是一个既“无好”，又“无能”的庸人。孟尝君也只是“笑而受之”。因为“君贱之”，所以给冯谖的待遇是“食以草具”。众人对冯谖“皆恶之”，认为他是一个“贪而不知足”的人。当孟尝君确定去薛收债的人选时，恰恰是“无好”、“无能”、为“君贱之”的冯谖自告奋勇报了名，这使孟尝君“怪之”。合券收债相当麻烦，非短期所能完成；可是冯谖先日出发，次晨归而求见，所以孟尝君又“怪其疾”。冯谖临行，孟尝君嘱冯谖市“吾家所寡有者”，这是指物质方面。冯谖到薛，“矫命”、“焚券”、“以券赐诸民”，“民称万岁”。谁知冯谖所市乃是孟尝君的政治资本——“义”，但孟尝君未解其意。此又一“怪”。这三“怪”，在刻画冯谖这个不同凡响的策士形象中起到了有力的反衬作用。别人所谓“怪”的，正是冯谖与众不同之处，正是深谋远虑，出“奇”之处。
一年后齐闵王罢了孟尝君的官，孟尝君回到自己的封地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这时孟尝君才明白，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见之。”接着冯谖又以“车五十乘，金五百斤”到梁游说，为孟尝君“凿第二窟”，果然齐闵王又请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谖又至薛为孟尝君建立宗庙，完成了“三窟”。全篇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对比法。先叙冯谖之“贫”，以至“不能自存”；后叙冯谖显贵，“车五十乘，金五十斤”往梁游说，俨然一个外交大使，这是从生活上对比。先叙冯谖“无能”，被众人轻视；后叙冯谖既能“会计”，又能“市义”，既能挟梁以胁齐，又能拒梁以取信于齐，这是从能力方面对比。先叙孟尝君对冯援“市义”不悦；后叙孟尝君受薛地百姓爱戴而得意，这是从孟尝君对冯谖的态度来对比。三“怪”、三“对比”，不仅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使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三）善于运用民间美丽的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进行说理，富有幽默感，逸趣横生，生动活泼，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燕策二·第十二章》说，赵且伐燕，策士苏代为燕昭王去劝止赵惠文王。他见了赵王并不正面提出意见，却讲了一个故事：“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夫得而并禽之。”经过这样一番生动地描绘，然后说明，如果赵、燕相攻，则“强秦之为渔夫也。”赵王听了立即停止攻燕。
《楚策四·第四章》说，楚襄王不听大臣庄辛的劝告，结果被秦军攻下了国都，襄王当了逃亡国君。后来襄王醒悟，召见庄辛，庄辛说了下面一段比喻：“君王就不曾见过晴蜒吗？它六只足，四只翅，飞翔在天空，下可以食蚊蝇，上可以饮甘露，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五尺之童用饴胶在四仞之上捕住它，掉下来被蚂蚁吃掉。蜻蜓算是小的，黄雀也象这样，下可以吃白米，上可以栖茂树，鼓动翅膀，自由飞翔，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公子王孙左手持弹弓，右手拿弹丸，把它从十仞的高处射下，用它去引诱同类：它们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树林里游散，可日暮却成了桌上佳肴。黄雀算是小的，天鹅也象这样，它们在江海游荡，在池边休息，吞吃黄鳝、鲤鱼，咀嚼菱角、水草，乘风而高飞，翱翔于天空，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没料到，猎人准备好黑色的强弓，又拿上带绳的利箭，于百仞的高空，射中而坠落；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太空翱翔，晚上却成了锅里的清燉天鹅。天鹅算是小的，蔡圣侯之事也象这样，南游于高丘，北登上巫山，马饮茹溪之水，人食湘江之鱼，左抱幼妾，右搂美女，与其游玩于上蔡之中，而不理国家大事；不料楚灵王兵围蔡国，蔡圣侯却成了阶下死囚。蔡圣侯之事算是小的，君王之事也象这样，左有宠臣州侯，右有宠臣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随从游玩，游乐于云梦之中，而不管天下国家大事；不料穰侯受秦王之命，大将白起攻入楚都，君王做了逃亡国君。”襄王听了大惊失色，浑身发抖。
庄辛连用生动的比喻，从蜻蜒到黄雀，从黄雀到天鹅，都“自以为无患，无与人争”，可以悠游自乐，结果遭到意外的袭击，终于丧生。又从鸟雀推到人事，举出蔡圣侯因逸乐亡国，指出楚襄王遭祸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层层深入，使人惊心动魄，不能不让楚襄王吃惊而发抖。
《战国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谈论重大的政治问题和严肃的人生道理时，往往用这种生动活泼的寓言或比喻，不仅增强了说服力，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如“门庭若市”（《齐策一·第十二章》）、“画蛇添足”（《齐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齐策四·第一章》）、“跖犬吠尧”（《齐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补牢”（《楚策四·第四章》）、“惊弓之鸟”（《楚策四·第十章》）、“南辕北辙”（魏策四第十八章）、“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们口头上常用的成语。
四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修书。这些书一直流传到西汉。西汉司马迁（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时，曾采录了这些书的一些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刘向以为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战国策》序录），所以定名为《战国策》。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以国别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共三十三篇”。后汉班固（32年－92年）《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后汉高诱（147年－225年时人）为之注。
隋书经籍志（公元655年成书）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录。《战国策》二十一卷，高诱撰注。”唐书经籍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撰，《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注。”唐书艺文志同。
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1034年－1037年成书）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卷。”
宋代曾巩（1019年－1083年）“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战国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孙元忠“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到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进行校勘。“后又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遂为定本。”（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
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战国策》云：“隋经籍志‘《战国策》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篇，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千余条（按：《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剂向、曾巩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汉书·艺文志》王先谦补注引朱一新曰”今高诱姚宏注本虽分三十三卷，实已缺一篇，盖后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数也。“）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姚宏题）（按。姚宏据曾巩校定本、孙朴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本、无姓名者，又以《春秋后语》参校补注）
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鲍彪引“《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史记·裴注》”以注《战国策》（吴师道序）。
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吴师道据鲍注《战国策》作补、正，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
现在所传者即姚宏校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