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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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冷，总叫人添火，他的牙齿得得地颤抖着，虽然他身上盖了好几条皮毯子，而且炉火在房间里熊熊地燃烧着。现在董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毯子，但是他照旧微弱地说：“我冷。”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来到了黄石村。昨天在这儿，在四面高山的围绕之中，村里的人们聚集在担架的周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惊愕的表情。在这儿，一支向摩天岭进发的游击队为他立下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在这儿，从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急差，传达了聂司令员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送出这个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
董和方整天整夜守在这间屋子里，只替换着出去打个盹儿。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时常作呕，他们眼看着他瘦了下去。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是都止不住使胳臂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
“治一治，”方恳求说，“也许……”
“治也没有什么用了。”白求恩凝视着他的助手。“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治了有用，你来治再好没有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病……太清楚了。欧洲和美洲有新药品，也许可以治这病。但是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方和董踌躇地互相看看。“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他们无言地走了出去，彼此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在街上，村里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村口，然后董说：“我们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呆着。”
“是不应该，”方叹息了一声。
他们回到于家院子里，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在他们守护着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在山谷上空移动着。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一排一排凝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候开会似的。到了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墙注视着董和方。他们两人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我看着他，”方终于说，“我想他连还能活几个小时都计算过了……他可以算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他可不能死！”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抬着头，也不怕难为情。“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他说。“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方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举着左臂就好像它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他需要的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力气再往下写。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等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
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及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
他写完以后颓然地倒在枕头上了，让纸张落到地上。
五十八
又过了一天。聂司令员、延安、晋察冀政府、战场上的部队，都纷纷紧急地探问着病况。董和方继续守护着，抱着万一的希望。现在白求恩烧得身上什么也盖不住了，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光芒不单单是高烧。
他的精神突然奋发起来，他对董口授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卫生工作的建议，接着一直睡到晚上，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随即问道：“战事进行得怎么样，同志们？”
“许多部队正在摩天岭作战，”董轻轻地说。“敌人用大量的部队向山里猛攻，但是我们在把他们诱入一个圈套。吕司令员已经派部队等着从后面袭击敌人。”
“那就会像聂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了，”白求恩低声地说。“一定会有很多伤员……我们应该派一个通讯员去叫游同志和林同志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刻到前线去……”
夜色笼罩着黄石村。白求恩在炕上发抖，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在暗淡的烛光里，他的眼睛像两个黑暗的窟窿。
第二天清早，他的精神好像振作了起来。他用异常响亮的声音说：“董，箱子上我的书信文件——请你递给我好吗？”董迟疑了一会，他又说：“我的书信文件——我需要他们，董。”他的声调打动了董的心，使他不得不依从。
白求恩痛楚地抬起头来，手不灵便地翻着那一大堆稿件、书信、报告、日记，找到了他所要的一份东西。他让其余的东西落到地上，挣扎着想去读那份东西，但是给累得不能动。他伸出那条好的胳臂把它交给董，同时说：“我给聂将军的信和这个……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董从他哆嗦着的手里接过这篇稿子来。那是白求恩在山西时写的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创伤》：
头顶上的煤油灯不断的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亮的蜜蜂似的。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邱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当心。最好先弄湿了，从大腿后面过去。把腿抬起来。怎么了，这倒像一个口袋。一只长而松的红袜子。哪一种袜子？一只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
那根坚硬的好骨头现在哪儿去了？成了十几块碎片了。用你的手指把它们取出来；像狗牙一样的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儿。这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把它割掉。那怎么能恢复呢？那些以前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糜烂成这副样子，它们怎么能恢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
坏疽是一个狡猾的、偷偷摸摸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哩。在技术上说，他还活着。给他施行静脉内盐液注射。也许他全身的无数细胞会记得。它们或许记得那个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的最初的食粮。追溯到一百万年前，它们或许记得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日光如何孕育着生命。
又是一个。再到收获季节，他还会一面快乐地呼喊着，一面在他的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会，他是永远不会再跑了。你用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什么呢？他可以坐在那儿看别的小伙子跑啊。他会想什么呢？我们想什么，他也想什么。不要可怜他——怜悯会减少他的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作出这种牺牲的。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多么完善；它的动作多么灵巧，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多么凄惨。生命的细小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闪动一下就熄灭了。它像一支蜡烛样，静静地、轻轻地熄灭了。它的临熄灭的时候发出抗议，然后就屈服。它把要说的话说了，然后就寂静无声。
还有伤员吗？四个日本俘虏。把他们抬进来。在这个大家都苦痛的地方，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止住那儿出血。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嗨，他们像弟兄一样！
这些是职业的刽子手吗？不是，这些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这些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啊，这屋子多冷啊。打开门。在远方深蓝色的山顶上，东方现出一线淡淡的曙光。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出来。上床睡觉吧。
但是睡不着。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一百万日本劳动人民从日本来杀伤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日本劳动人民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人民，使他们被迫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是谁会得到好处呢？把这些日本劳动人民送到中国来干这杀人的勾当，这是谁的责任？究竟谁会从中获利呢？
少数反动的富人，一个很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消灭另外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的穷人，这怎么可能呢？使这些富人可以变得更富？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么说服了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他们决不会来的。
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和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那么侵略战争，为了征服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只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不管这些犯下民族罪行的罪犯怎样用动听的空洞语言和理想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夺取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他们认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可怕的残酷无情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叫做利润。金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追逐利润、报酬，而且无所不为，甚至不惜屠杀千百万人来满足它的贪心。军队背后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背后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不是脸上有一个记号，好让大家认识他们，躲开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呢？不是。相反的，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士。他们受到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高尚人士。他们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栋梁。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维持私人的和公共的慈善事业。在私生活里，他们是又和善又亲切的。但是……一旦有减少他们利润的危险，他们就变得像墅蛮人一样残暴，像疯人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酷……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消灭。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那天早晨，当男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村里走向地里去干活的时候，他们看到董站在于家大门口。他们在院墙外面站住了，打听白求恩的病况。
“他死了，”董说。
那是1939年11月13日（应为11月12日。——译注），五点二十分。
五十九
一支由他的战友们组成的送葬队伍抬着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慢慢地、迂回曲折地向西走着，一个村又一个村，接连走了五个晚上，白天则把遗体隐藏在农民的茅屋里。
在那些他生前医治过病人和伤员的村子里，他们停下来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他们把他躺着的担架放到地上；董讲述着他的生平和逝世的情形；人们哭泣着列队向他告别。然后他们又在满天星斗之下继续前进。他们把他葬在晋东一个山谷里，在他的坟上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标志。
这消息从八路军的无线电网传播了出去，使那些听到它的人目瞪口呆。在五台山司令部里，聂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