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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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暢，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渡辽之役，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
还至涿郡，帝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令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复起视事。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之乱，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渡河讨孟海公，矩与曹旦等于洺州留守。建德败于武牢。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徵、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淡著名，兼以文华见重，亡国羁旅，特蒙任遇。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黩货无厌，颠陨厥身，亦其所也。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列传第三十三
○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初为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恺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公，邑千户。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 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
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瓚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扆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睟冕旒，致子来于矩矱。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减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珪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瀍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
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
《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廇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鹑尾，其圆墙璧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