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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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英国和苏联之间贸易的目标被某些方面认为是其某种政治使命的烟幕弹，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如果李维诺夫曾经希望同赫德森就当前的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那他肯定是大失所望了。他和赫德森的确有过一两次谈话，但赫德森在谈到英国的政策时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的谈话范围也根本没有离开他们的主题——贸易关系。3月28日赫德森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提到了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意见分歧，希望这些分歧在伦敦的进一步谈判中将会获得解决。公报还提到“双方就国际政策友好地交换了看法”，表明俄英两国“在巩固和平方面的态度上有着共同之点”，并表示相信这种个人间的接触将“有助于巩固苏英两国的关系和为解决和平问题而进行的国际合作”。遗憾的是，就连这个公报后来也变成了产生摩擦的新的根源，因为伦敦的外交部一直希望不要公开宣布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无疑是为了不要妨碍它同波兰的谈判，这项谈判当时正处于微妙阶段）。然而，当西兹去向李维诺夫转达此意时，他发现已经太迟了，已无法阻止公报的发表了。他这样做反而引起了进一步的怀疑，认为英国的动机就是不希望使赫德森的访问带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就西方国家政府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一事而言，苏联政府事实上在4月中以前一直是被撇在一旁的。在那时提交给李维诺夫的新建议和以后双方的交换意见将在下文叙述。在4月15日收到英国新的建议之后，苏联政府立即向德国进行了试探；但在三周之内莫洛托夫就接替李维诺夫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
　　也许李维诺夫已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所以他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还争取主动，作了最后一次的尝试，把副外交人员委员波将金派到英国外交在那里特别活跃的东欧和巴尔于各国首都去作一次亲善旅行。4月25日，波将金到了布加勒斯特，次日又到了索非亚。他在安卡拉停留了一个星期（4月28日至5月5日），在5月7日和8日再度访问了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并在回国途中于5月10日访问了华沙。在波将金第二次到布加勒斯特时见过他的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后来说，波将金在访问期间并没有做什么事，不过是散布了一些“安慰人的空话”，并表达了苏联对其近邻们的善意。加芬库还宣称，波将金特别对苏联向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并对苏联同轴心国可能和解的传闻进行辟谣，说这是德国为了阻挠英、法、俄三国谈判获得成功而采取的一个行动。
　　5月3日，当波将金在安卡拉的时候，他换了一个新上司的消息公布了。李维诺夫因“他本人请求”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已由莫洛托夫接任。李维诺夫在莫斯科的外交部当了八年的领导，在此期间，尽管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关于清洗的消息以及其他震撼西方的俄国国内事态的变动等问题从中作祟，他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国家在国际讲坛上的威望。的确，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可与塔列兰在1814年的那些成就相辉映。根据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李维诺夫的离开外交部显然是政策发生激烈变化的一个预兆。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象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当时，莫洛托夫的被任命以及它的含意，曾是使西方深感不安和纷纷揣测的主题；有一些观察家对这种变动也做了正确的解释。英国外交部则倾向于把这事看成是一个警告信号：斯大林可能认为孤立和完全中立（实际上这会对德国有利）要比与西方国家联合更为可取，不过它认为斯大林正在打算“和德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法国的外交界和官方倒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例如，库隆德勒5月7日从柏林写给巴黎的信中就曾警告他的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5月5日，弗朗索瓦…蓬塞在罗马也提醒他的英国同行说，斯大林“搞掉他（李维诺夫）是为了要同希特勒勾搭”——这种意见洛赖因却感到“难以接受”。5月20日，哈利法克斯往日内瓦途经巴黎同法国部长们碰头时，他问后者是否认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俄德达成一项协议的严重危险就会发生。达拉第和博内回答说，这种危险“不能忽视，因为在德国有赞成这种和解的一派人。俄国的政策十分捉摸不定，很可能突然改变。”
　　但是，法国对德俄和解的恐惧使巴黎政府比以往更加迫切地想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英国政府也认为最好不要改变它的试图把苏联同自己的“和平阵线”挂起钩来的政策，虽然张伯伦及其部分同僚本来就带着几分厌恶来承认有必要向苏联递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必须同莫洛托夫这种人打交道，这就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厌恶感。苏联政府这方面则对西方及其卵翼下的国家保证说，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一样，将会执行原来的政策；但是对德国人说的却是另一种话。
　　第四章　俄德两国和解的背景
　　1939年8月23至24日里宾特洛甫访问了莫斯科并签署了一项俄德互不侵犯公约，这件事使全世界都吃了一惊。但事实上，这股暗流在它突然涌出地面之前，已经在地下流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被掩盖得毫无破绽的。就俄国方面来说，权衡同德国改善关系的利弊得失这一过程，也许早在1938年秋天就已开始了，或者从那时起加快了速度，如果它开始得更早的活，因为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并深深感到西方国家在本质上是敌视苏联的。1938年10月，德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同意制止双方各自的报刊和宣传机构对对方领导人的攻击；在这年年底之前，德国人又主动扩大了俄德之间的贸易，并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
　　在1938年年初的几个月中举行了一连串关于德国向俄国提供贷款的谈判，以便使德国用本国的货物换取更多的俄国原材料。但是讨论陷入了僵局，终于在3月份中断。到了1938年11月，由于德国急需俄国的原材料，戈林只得要求为达成协议再作一次努力。于是决定在即将开始的关于德俄年度贸易协定展期的谈判中再次把贷款问题提出来。因此，当谈判在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的施努雷主持下于1938年圣诞节前在柏林开始时，德国人就问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增加原料供应，使1939年和1940年的每年供应总额达一亿德国马克（或者，如果可能，一亿五千万德国马克）。1939年1月10日，俄国新任驻柏林大使梅雷卡洛夫通知德国外交部说，他的政府在原则上准备根据德国的建议重开贷款的谈判，只是要求在莫斯科举行。德国政府拒绝派遣一个正式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但作为折中办法，同意在1月底让施努雷单独到那里去同俄国专家们建立接触并讨论贷款协定的基础。
　　1月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缓和的迹象都已显露出来了。1月12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外交使团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学着拿破仑的姿态，走到梅雷卡洛夫面前装出一副很友好的样子同他闲聊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小小的插曲自然成了梅雷卡洛夫在柏林的同行们议论的话题，同时也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在那里，波将金向波兰大使格尔祖鲍斯基提到这件事时，显然感到很满意。大约一星期后，《真理报》在显著位置不加评论地转载了伦敦《新闻纪事报》的一则关于德俄之间即将和解的报道。但是，在1月底出现了波折。同时也主持同波兰人进行贸易谈判的施努雷，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前往华沙，打算在那里停留几天后再乘火车去莫斯科。他的这个打算是瞒不过他的东道主的，而波兰人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加以保密（早在半个月前，李维诺夫就警告过波兰人要赶快同苏联进行贸易谈判，以便阻止“德国的图谋”）。结果，法国报纸把施努雷将去莫斯科访问一事当作一件政治上的大事报道出来了。伦敦《每日先驱报》1月25日也报道，有一个德国贸易代表团正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其目的与其说在于贸易，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1月28日，德国外交部从华沙召回施努雷，并取消了他对莫斯科的访问。表面上说是“另有未预料到的紧急任务需要他去完成”。
　　虽然俄国人觉得这个插曲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但却未拒绝同舒伦堡开始讨论贷款协定。到了2月底，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显然是很勉强地同意了向德国人提供原料，提供的数量只有德国人所要求的半数左右。但俄国人所要求的贷款数额则比德国人所愿意提供的要大，而且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因此，在这个阶段又遇到了障碍。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决定，纵然德国迫切需要俄国的原料，他们仍不得不放弃这笔交易，或者至少把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这个决定是在斯大林于联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即3月11日，由柏林外交部作出的。接着，俄国外交部生怕德国人不能心领神会，似乎也曾向舒伦堡暗示，这个演说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世界舞台上紧接着发生的下一个事件，就是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3月15日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德俄双方似乎谁也没有采取任何可以促进彼此更好谅解的新步骤。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不满这时正在不断加深。斯大林3月10日的演说中所表达的那种俄国人论点——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使苏联同德国争吵——不但有人主张，而且还有事实为证，于是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了。
　　4月15日，英法两国向李维诺夫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要苏联公开宣告愿意援助任何抵抗侵略的国家。两天后，4月17日，苏联政府又朝德国的方向靠拢了一步。这一天，梅雷卡洛夫自出任大使以来第一次在柏林拜访了魏茨泽克。拜访的借口是打听俄国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工厂订购的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但梅雷卡洛夫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进而又讨论了俄德两国的一般关系。他说，苏联政府没有利用，也不打算利用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曾影响苏联和意大利保持正常的关系；因此，没有理由说俄德两国的关系就不应也如此；而且正常的关系还可能逐渐发展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三个星期后，在5月5日，施努雷告诉俄国代办阿斯塔霍夫说，俄国人同斯科达工厂签订的合同将会得到履行；但是当阿斯塔霍夫问到德国现在是否准备恢复已停顿了两个多月的关于贷款的谈判时，施努雷说德国仍在审查俄国在上一次接触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于是阿斯塔霍夫便对施努雷进行试探，想知道莫洛托夫的任命会不会影响德国的对苏政策，并强调了莫洛托夫这个人物的重要性。阿斯塔霍夫说，莫洛托夫不是一位外交事务专家这一事实，对于未来的苏联外交政策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次会见后不出几天，希特勒就把施努雷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希尔格叫了去，要他们详细介绍俄国国内的形势。5月17日，阿斯塔霍夫向施努雷保证说，“德苏两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并无冲突”，因而“没有理由相互敌视”。5月20日，舒伦堡根据柏林的指示，向莫洛托夫建议，现在就可以派施努雷来莫斯科同米高扬谈判贸易问题。然而莫洛托夫回答说，首先应为经济谈判建立好“政治基础”，双方政府都必须好好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莫洛托夫不愿把话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一些。正如舒伦堡指出的，“他的这种多少有些固执的态度是出名的”。第二天（5月21日），魏茨泽克打电报给这位大使：“现在我们必须站稳脚步，等着瞧苏维埃俄国人是否会把话讲得更坦率些。”5月30日，阿斯塔霍夫在柏林外交都会晤了魏茨泽克，只笼统地讨论了政治缓和的可能性问题。舒伦堡随即接到通知说，希尔格现在可以“主动地”去同米高扬取得接触，并立即报告俄国人是否有任何重开贸易谈判的建议。5月31日，莫洛托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谈到了同德国重开经济谈判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立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苏联政府从4月中旬到5月末的六周内就这样的迈出了若干谨慎地向德国靠拢但又不至于使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地位的步子；但与此同时，它也同英法政府进行了谈判。下面需要再讲一些关于这种三国谈判的经过情况。
　　第五章　4月14日至5月31日的英法俄三国谈判：互惠问题
　　前面有关章节讲到1939年3月下半月和4月上半月期间英法同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谈判的经过时，已说明了英法政府在讨论建立对轴心国侵略的抵抗的这一阶段，为什么不得不同苏联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当时，加强波兰和罗马尼亚力量的安排，似乎是西方国家的一项最紧迫议程，但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拒绝参加任何有苏联参加的国际机构，也不愿接受使苏联有权派遣军队进入它们领土的任何安排。当4月中旬西方国家同苏联重开谈判时，这些障碍仍然是拦路虎。在讨论过程中遇到的其他许多障碍都一一被克服了，可是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这种态度直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仍然不变。这时，苏联政府便利用他们的这种态度作为借口，同西方国家中止了谈判。
　　当英法向波兰、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安排在取得进展的时候，英法两国政府在照顾到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也曾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使苏联政府同它们试图建立的安全体系也挂起钩来。4月14日，即宣布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第二天，法英两国的外交部长分别向苏联政府驻巴黎和伦敦的代表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同方案：博内交给苏里茨一份照会，建议签订一项三国协定，如果苏联或西方国家由于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