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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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方针。在希特勒方面，他要求英国和法国默认他直到此时为止从事侵略的全部成果，以交换他那些已成为口头禅的甜言蜜语，而事实总是证明这些甜言蜜语比希特勒在其中吐出这些话的空气还要轻浮。两个西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宽，以致除非通过战争的烈火，没有使之弥合的希望。的确，此时双方都认识到，德苏两国的消灭波兰和瓜分东北欧，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东北欧的战争状态，将由西欧和大西洋地区的战争状态继续下去。这破灭了希特勒的幻想，而希特勒对这一新的前景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将使英国和法国的幻想遭到破灭。但在这时，英法政府却仍在设想着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认为它们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积极的军事行动，单靠进行封锁缓慢地施加压力，就能逐步地使德国就范。而希特勒则别有打算，这些打算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将使他的对手大吃一惊。
　　附录：关于苏管区和德管区之间人口迁移的俄德协定
　　1939年8月23日的德苏协定，把东欧划分成德苏势力范围，其早期后果之一，就是德国和苏联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时处在苏联势力之下）谈判订立协定，把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去。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为此目的而达成的协定中，迁移必然是单方面的，因为在德国势力范围内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民族可用来交换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签订的这些协定及其后果，将在本卷的另一章中阐述。在1939年9月28日、1939年11月3日和1940年9月5日签署的有关德苏协定中，不但规定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也让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有权迁移（换句话说，就是注定要被驱逐）到苏联势力范围内。1939年9月28日德苏协定的条文，适用于双方“管辖下”的地区，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协定，这些条文，不仅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领土，而且也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苏联领土，后来又根据1940年9月5日的协定，也适用于在两次大战期间属于罗马尼亚领土而于1940年6月并入苏联以后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
　　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协定，其制订和实施无疑都是出于德国的主动，可以推断，德苏协定也是德国提议的。这些都是德国方面的积极行动，它们看来象是一种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此类事情中唯一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与苏联谈判德苏两强如何瓜分东欧时，是抱有诚意的。在苏联管辖区散居的德意志人是一支潜伏的第五纵队，正是第三帝国从其居住在德国境外一些地方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组织起来或将组织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第五纵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居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把这些国家并入希特勒欧洲的政治策略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希特勒本来可以同样利用在南蒂罗耳的奥地利德意志少数民族，但是为了获得法西斯意大利的友谊而付出一部分必要的代价，他有意放弃了这一做法。关于这一点，他曾以协议的形式向墨索里尼表示了他的诚意，让南蒂罗耳人自由选择，或是迁到勃伦纳以北，或是留在祖传的家园被无情地取消国籍。可以预料，希特勒这时要撤出散居在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人，一定对斯大林作了相应的保证，说他打算象尊重意德勃伦纳分界线那样忠实地尊重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俄德在东欧的分界线。然而在协定将要签订时，斯大林也象希特勒本人一样肯定地知道，希特勒所有这一桩接一桩的侵略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方谋求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希特勒的计划得逞，这个“生存空间”会远远超越已划定的分界线，把苏联的心脏挖出来。怎样解释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与当时行动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希特勒一实现他在东方获得“生存空间”的第一步计划时，他就发觉，他受到缺乏人力的牵制，甚至不能开拓他已征服的东方领土的最中心地区。希特勒曾借口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空间的民族”，来说明第三帝国通过武力，把领土扩张到德意志人在人口中占多数的中欧东部边缘之外的地区是正当的。希特勒提出，要深入广阔的斯拉夫人地区筑起一道道德意志人口的堤防。然而，等到德国对这种侵略进行试验时，却发现，在大战前夕的第三帝国的疆界之内，德国的人口甚至连这类堤防中的第一道亦即最近的一道也筑不起来。从苏联势力范围“遣返”的散居在外的德意志人，希特勒需要把他们移居在瓦尔塔地区——一条狭长地带，沿着瓦尔塔河与内茨河，这个地带将要变成一条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的“德国走廊”，从而把“波兰走廊”与维斯瓦河中上游流域的波兰本土隔离开来。其用意是要把一小块一小块相连接的波兰领土，用德意志人聚居的地带围住加以警戒，作为使这些波兰领土德国化的第一步。
　　纳粹这一政策是普鲁士国家曾经推行过的政策的继续，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普鲁士一贯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显然大大失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解决把它的企图打断为止；这对希特勒以更为野心勃勃的规模，重新推行普鲁士的这一政策的成功前景，乃是一个不佳的预兆。事实是，在东方的“生存空间”安插德意志人口的计划，并不是由于人口的压力（象“缺乏空间的民族”这一口号想要暗示的）所引起的，而是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并且直接与工业时代人口的自然流动背道而驰。因为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工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鲁尔区象磁铁一般吸引了北欧平原上德国和波兰地区的人口。该地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吸引着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居民向西迁移，也吸引着奥得河以东的波兰居民向西迁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既从德国东边也从德国西边的被征服国家强迫输入非德国人的劳动力，使得涌向鲁尔区的人流空前高涨。事实上，希特勒的开拓“生存空间”的政策，是逆着既是潜在的又是明显的经济势力的潮流而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是以德国胜利而结束，这个政策也将一无结果。
　　由于希特勒和苏联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订立协定的结果而离乡背井的人，按照被征服国家的人口来衡量，数目是小的，但是按照个人遭受的苦难来衡量，数目是大的。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将在本书另一处提及。除波罗的海国家外，要弄清德国管辖区和苏联管辖区之间交换的人数，是比较困难的。从这个地区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有一种估计是：从沃林迁出六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从加利西亚迁出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人，从比亚威斯托克迁出八千零五十三人，从北布科维纳迁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一人，从比萨拉比亚迁出九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如果在这些数字之外，再加上按照德国估计根据协定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回的德意志人为十二万人，则蒙受希特勒之害的东方德意志族人共计约四十万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在进犯苏联的前夜，为他这一行动作辩解的广播中谈到，迁移的德意志人数字是五十万人，并把他们描绘成1939年8月23日德苏协定的受害者。
　　我自己曾经要求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后果……的确非常严重，特别是对于住在有关国家的德意志人。远远超过五十万德意志男女，他们都是小农、手艺人、工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逼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园，为了逃避一个新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就以无限的苦难并迟早要把他们灭绝来威胁他们。……成千的德意志人不见了。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更不用说他们的下落了。这一切我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
　　对这份辩解的评语是“罪犯辩解，欲盖弥彰”。
　　第三编　法国崩溃以前的西欧
　　第一章　丹麦：德国入侵以前的政治情况
　　战争爆发时，丹麦的情况在好些重要方面都与挪威不同。丹麦没有天然的屏障来抵挡德国，它已同德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它深刻意识到，万一遭到它南面那个邻邦的进攻时，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帮助。1937年春天，艾登就已对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和外交大臣彼得·蒙克说过这样的话。因此，在评价战争初期丹麦对德国的态度及其总的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尤其要考虑英国的警告对丹麦领导人必然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丹麦将是孤立的。丘吉尔在1940年初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英国的态度。他在伦敦同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谈话时，对丹麦人说：
　　我不能责怪丹麦。别的国家至少还有一条沟堑，可以隔着沟堑与老虎相抗；而丹麦靠德国实在太近了，简直没法帮助它。总之，我不愿给丹麦任何保证。……丹麦与德国订有条约——可是我不怀疑，一旦时机适宜，德国人将毫不踌躇地侵犯丹麦。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虽然一直是密切的，可是丹麦也不能指望从北面的一些邻邦得到军事上的援助。1937年3月在隆德举行的会议上，瑞典曾提议缔结一项共同防务协定，把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但被斯陶宁拒绝了，理由是丹麦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实是，丹麦不能流露出它在害怕。
　　1939年8月底，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同意，万一发生大的战事，四国将保持中立。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时，它们正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在9月3日英、法成为德国的交战国时，它们再次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四个国家与冰岛于1938年5月27日缔结的中立条约内规定的条款将生效。
　　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首相斯陶宁是个“善良的丹麦人”；外交大臣蒙克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极不适合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中领导国家。斯陶宁于9月初曾劝说反对党在咨询的基础上与政府合作，但未成功。
　　丹麦议会于9月1日开会，就作出种种安排，保证国防力量足以捍卫国家中立的问题，听取汇报。采取的措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主要只是短期征集一年或二年期限的新兵。参谋总部在战前要求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措施从未着手，封锁道路、炸毁桥梁等准备工作也未进行。实际上，丹麦的一个军事评论家米凯尔森上校说得不无道理，他说丹麦在1940年4月9日的命运，乃是“往日的疏忽大意和缺乏坚强意志的结果。……丹麦人自哄自地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情，换句话说，他们有这个政府是自作自受。”1945年，在调查造成德国于4月9日占领丹麦事件的法庭上，蒙克供称，当时的兵力足以捍卫丹麦的中立。一旦遭到公然进犯，增加兵力也不会有效地改善丹麦的境况。不过，还是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12月间，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国防大臣阿尔辛·安德森商讨军事措施，并使他与四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保持接触。然而，战后的调查证明，这位大臣并不总是把三军参谋长向他提出的增加国防力量的要求通知该委员会，这些要求于1939年4月开始提出，随着丹麦处境的日益危险而越发迫切。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得到过同意，可是陆军部于1939年9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没有被撤销。这道命令说，“一旦丹麦领土遭到直接进攻，而进攻的敌意是明显无疑的，那就必须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进行抵抗，而无需再下达任何命令，但一面应适当注意当时的情况。”
　　9月4日，丹麦初次尝到近处发生战事的滋味。一架英国飞机在埃斯堡扔了一枚炸弹。9月底，“文迪阿”号被德国击沉。这两件事都没有怎样使人担忧，10月3日，首相要全国放心，说“没有发愁的理由。丹麦的中立得到了承认，我们同所有强国都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承认，将要日益感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供应的情况，除非保证经常有物资运到，否则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不仅从战略和军事观点，而且从供应观点来看，丹麦也是软弱的。所以，9月19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重申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并强调他们有权保持传统的贸易关系，包括同各交战国的贸易关系，以确保供应。
　　直至1940年4月9日，同所有交战国的这些关系继续保持得相当令人满意。固然，英国的煤停止进口了，不得不进口劣质的德国煤来代替，而丹麦向英国的出口，由于德国的威胁，也在10月间全部停顿了。不过，到10月底，这些出口又有所恢复，虽然能够看到，某些出口已经转向了德国。丹麦从英国的进口也有下降的趋势，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压力，而大半则由于海上的战斗所造成的。事实上，丹麦在1939年秋季已与德国达成谅解，认为向英国正常的农产品出口应当继续下去，以保证丹麦可从英国进口主要的商品，但是丹麦政府对于上述所有这些事情仅限于官样文章地提提抗议，每当丹麦有船在交战国的战斗中遭到损失，不论是德国还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丹麦在提出抗议时总是唯恐对待两者的态度有所轩轾。丹麦甚至参加奥斯陆公约国家、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抗议英国的一项决定：没收一切从德国运出的货物，而不问载货船只的国别。丹麦竭力抚慰德国而不去刺激德国，妄想盟国会体谅它的困难处境和全然无依无靠的情况。
　　1939年10月，丹麦不得不表明它对俄芬冲突的态度。虽然它和芬兰没有共同的边界，因而它对芬兰的命运关心的程度不能与挪威和瑞典相提并论，可是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同关注着这场冲突。丹麦参加了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芬兰的努力，但也参加了10月18日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这次会上芬兰总统被告知，万一他的国家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