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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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致命的内战就在他鼻子底下进行着，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存心不理会它——或是因为他不曾估计到这场内战对他赢得自己这场战争的机会所产生的有害影响，或是因为他凭经验知道：要想使自己不被手下那群豺狼吞噬掉，最稳当的办法就是眼开眼闭地让他们去相互吞噬。
在希特勒的德国和希特勒的欧洲，政治和行政方面一片混乱，而随着希姆莱的权力日益扩大，职业军人的权力日益缩小，军事方面最终也是这般情况。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希特勒在这方面不得不给予专家们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经济事务是他和他那些党徒都一窍不通的——德国资源的组织工作和德国政策的制订工作，全都遭到希特勒的灾难性的阻挠，他为了蛊惑人心而不肯承认：如果他不对德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他势将输掉这场战争。
希特勒顽固地拒不批准动员他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这也许是他自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最为特别的一个。1942年夏季，当希特勒的欧洲达到最大范围时，第三帝国武装部队统治的地区，从大陆欧洲的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山脉的西北端，从北角一直延伸到利比亚沙漠。这片辽阔的地区的潜在资源，总数非常巨大。如果有位统计学家应邀来估计一下德国所控制的潜在资源可能使它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什么结果——哪怕是在德国的敌人已包括美国、苏联以及英联邦成员国在内的时候——他在复核了物资状况和数字以后，也许会合乎情理地提出报告说：在当代世界资源总额中，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一个大国，是任何敌对的联盟都绝对无法打倒的，尽管它手中的资产不足以使它击败和征服当时已经团结起来同它作战的世界其余各国。
当然，任何诸如此类的预测都已被历史事态彻底驳倒了。在希特勒的权力登峰造极后的三年内，德国军队就从他们所征服的一个个国家中被驱逐出来，德国本土遭到敌方军队的进攻和蹂躏，德国政府不得不在无条件投降下自行解体。如果物资状况是唯一应加考虑的因素，那么统计学的预测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预测却引人注目地被推翻了，这当然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达出来的政治因素与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
本卷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一编里谈到劳动力问题的那一章，阐明了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希特勒的帝国（它是为了侵略而建立起来的，而当它决心要确保它那冷酷无情的计划得以成功时，它就抛弃了一切道德，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到头来还是只好听任自己一败涂地而始终未曾进行充分动员——如果我们拿法国沦陷后英国所做到的那种动员程度作为充分动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当希特勒正准备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时，他不听劝告，不肯进行“深度”的武装，尽管他也预料到他对小国的进攻有可能使大国在他达到战争目标前就对他开战。这一失策使他那些职业军事顾问感到忧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的明白教训是：德国人缺乏先见之明，自以为他们蓄意发动的一场战争必然是短暂的，其理由只不过是德国将主动选择时间和地点发动打击，并且事先已积聚了足够的军需品和第一线军队，使它在纸上谈兵时，俨然拥有使这种第一次打击成为决定性打击的手段。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国际形势并没有什么情况可以使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不会在这方面重演。首先，他不可能有把握地预料：在德国粉碎它在欧洲的全部牺牲者的抵抗以前，德国的侵略不会再度激起美国的干涉——而美国的作战潜力，如果再度动员起来对付德国时，肯定将再度促使德国战败。但是，希特勒除了把希特勒式的战争想象为利用军事手段来实行一种希特勒式的政变外，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它想象为别的什么，而希特勒用来重占莱因兰，吞并奥地利，打垮捷克斯洛伐克并使之屈服的那种相当于政变的军事行动，不外是一场闪电战。在这种闪电战中，只消大胆地使用新武器和新战术，就可以迫使德国的牺牲者即刻屈膝，双方都来不及使用全部作战潜力来打一场消耗战。
希特勒始终按照盗匪“砸烂抢走”的黑话来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争两次延长下去后也仍然如此。第一次延长，是由于希特勒未能如愿打赢不列颠战役，第二次是由于他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在这两次战役中，他似乎每次都仍然希望象在法兰西战役中那样赢得一次轻易而快速的决定性胜利。1941年1月1日，在对德国武装部队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预言“将取得”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1941年10月3日，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说，宣称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已被粉碎，彻底消灭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甚至在1941…1942年那个冬天以后，当苏联仍在继续战斗、美国又已经参战时，希特勒的经济和政治顾问们还是未能说服他着手在德军所占领的生存空间内充分动员其资源，及至战争后期，即使可能作到最充分的动员，也已经不再能挽救德国失败的命运了。
特别是，希特勒到了很晚才同意采取一点类似人力总动员的措施，并且始终不曾使用在他控制下的广大地区内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潜在人力。在法国沦陷以后，英国终于认真进行动员时，联合王国的军方权威人士中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英国动员妇女就可以弥补它和德国之间在人数上的悬殊。作者还记得，那时候，每当有人向作者提起打赢这场战争的妙策时，他总是感到烦恼，当时他觉得几乎无以自慰，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一定已用日耳曼民族办事彻底的脾气，以及一心发动战争和打赢战争的极权主义政府的残酷手段，早就把动员妇女力量的事情办理妥当了。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是：动员妇女并不能改变英德两国力量的对比，只会增加拥有较多人口的那个国家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决没有想到，这两国之中竟是英国首先动员妇女的，更没有想到，在英国用这种办法增加它动员起来的力量时，德国竟会一味观望，无意照样办理。作者确实是等到读过本卷第二编的原稿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在1940年，“那些该死的蠢才”的似乎愚昧无知的设想——动员英国妇女以补救人力的不平衡，并不会激起德国人仿效而使英国的目的落空——倒是“想对了”。
在1942年5月以前的三年里，德国实际上听任其平民劳动力的总数减少了将近四百万。为了弥补这一缺额，希特勒只满足于从当时在德国统治下的国家里输入外国男劳动力，而不采取根本的补救办法，即大刀阔斧地重新分配使用尚未应征入伍的德国男劳动力，并立即着手动员德国妇女。在这期间，德国平民劳动力中妇女的总数实际上反而减少了，只是暂时而局部地延长了工作周的时间，何况不仅到1942年5月，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工厂大部分都只开一班，而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开工。1942年3月，绍克尔被任命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对劳动力的招募、使用和分配，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这个阶段正是希特勒大失所望、对俄战争拖延不决的时候，德国武装部队正需要增调更多的德国壮丁入伍，而这些人只有用牺牲德国工业的办法才可以获得——鉴于苏联坚持作战和美国业已参战，这也正是德国的工业生产不仅需要维持原状，而且需要大大增长的时候。
希特勒政权未能把在它支配下的妇女劳动力甚至男劳动力动员起来，这一大失败已在德国战时军备生产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了。在入侵苏联以后，实际上已经听任军备生产减少下来，因为预期对俄战争为时很短，手头的储备可以够用。在1942午2月至7月之间，通过提高已经分配给军备工业的人力物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军备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那场大灾难，使人再也不能忽视德国经济政策需要作根本的改变了，然而，这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扩大德国战时经济的工业基础以提供“深度防卫”的机会，毕竟已经错过了。这时候，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于不能立即取得报偿的计划。而且，在德国后来为对付无情地逼近的败局所进行的输定了的战斗中，德国始终摆脱不了希特勒的（幸亏是致命的）战争观念。希特勒认为打仗不过是一种“把戏”，只要出色地运用一个骗子手的胆大妄为和巧妙花招，不必全力以赴就可以摘取全力以赴所能得到的果实。
在这种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逆境中，1942年2月被任命为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施佩尔，却取得了卓著的成绩。然而，甚至在战争到了这种无可救药的阶段，施佩尔虽力图减少民用消费品的产量，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无论如何不肯批准削减民用消费的措施，唯恐公众由这件事上彻底看透他们处境的险恶，因而危及他通过蛊惑蒙骗对公众的控制。所以，施佩尔要做出成绩，便不得不集中精力于两件事，一是把德国军备工业当时所能支配的工具和设备的原有潜力，最大限度地用之于生产，二是采取合理化的生产措施。尽管一只手暗中被束缚住，施佩尔在1944年秋季以前用了这种办法，还是使军备生产不断上升——这时已经到顶了。鉴于当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多么大一部分一度归它所有的外国资源，以及德国国内当时正遭受着多么严重的轰炸，应当认为：施佩尔的功绩是卓越的。但是，到他取得这种成绩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是白费力气了。因为，这时原料的缺乏——这个问题一直象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样高悬在希特勒的脖子上——正十分严重地暴露出来，而德国生产能力灾难性地一落千丈，也在使当时缺乏原料的影响变本加厉。事实上，到了1944年秋季，情况已经一清二楚，德国已经觉得自己无力把这场战争再支撑上几个月了。
希特勒由于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未能采取显然必要的行动，日积月累，终于使他失去了他的欧洲。他不肯把他的欧洲的作战潜力近乎充分地动员起来，他不肯扑灭纳粹党徒敌对派系之间的内讧，他也不肯把他那些有权为自己着想的盟友、卫星国或是臣民当作人看待，以争取他们的自愿合作。历史对希特勒的垮台所作的结论是：“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各国人民宁可忍受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却不愿俯首帖耳成为纳粹德国的奴隶。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尽管希特勒已被打倒，在一个原子时代里，如果他们不自动地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仍将为政治上的统一，不得不再向另一个狰狞的独裁者付出这种可恶的奴役作为代价；因为他们在原子时代所能作出的唯一的最后选择，只有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争取团结，否则便是自取灭亡。
第一编 希特勒的欧洲的政治结构
第一章 1939…1945年的德国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完全集中在国家社会党的手里。德国政治生活方面的许多“调整工作”实际上在国家社会党执政的头十二个月内已经完成了。根据1933年3月24日颁布的授权法——或者所谓“人民与国家保护法”，著名的领袖原则（纳粹党一开始就受它指导）代替了多数裁定的原则，立法的权力（大体上）已经由国会移交给了内阁，于是内阁在制订法律时可以不受宪法的条款和精神的拘束。根据1933年12月1日的“争取党与国家统一法”，纳粹党成为唯一的“国家观念的代表”，党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副元首和冲锋队（SA）的参谋长成为德国政府的成员，“以便使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最后，按照1934年1月30日的“重建法”，中央集权制的过程（纳粹党有时候称它为“丰富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各州（Lander）享有的全权、选举出来的议会和行政权力一律都被取消，州政府完全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这样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俾斯麦或是魏玛宪法的制订人，都未能理所当然地坚决贯彻到底，因为在1871年和1919年各州的地方情绪还很强烈。
在地方机构改组完毕后，国家社会党便在最高部门进行权力集中，因为当希特勒向国外四下看望，寻求新的冒险场地时，他已打定主意只向最亲信的几个顾问透露自己的计划。所以，他逐步不让德国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家政策的讨论（当时，内阁中有一部分阁员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是多少令人怀疑的），因此在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希特勒始终没有预先向内阁报告他打算采取的步骤，而到1938年2月4日以后，他干脆不让内阁召开会议了。同时，他还逐渐使内阁丧失了立法的权力，方法是让个别部长颁布法令，事先仅把该法令交给有关的其他部长过目。
由于德国内阁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希特勒便着手（好象主要是在书面上）试行较为适合于应付国内或国际紧急情况的其他宪法形式。因此，1938年草拟了一项新的德国国防法，规定在发生战争时把职权集中在三个人手里：即德国行政工作的全权代表弗里克、经济方面的全权代表沙赫特（后来是丰克）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的长官凯特尔。这就是所谓“三人枢密院”。这个枢密院除了发布一些不重要的命令之外，事实上始终没有开过会，起过应有的作用。在进攻波兰前两天，希特勒将“三人枢密院”撤销，代之以“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它是当时由戈林主持的德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这个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机构，是特地为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下”确保“行政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指挥”而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个内阁国防委员会象它的前身德国内阁一样，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就失去其审议的作用。事实上，在1939年12月以后，要说召开会议的话，那也是难得有的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