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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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为了把这种万一会发生的事情也包括进去，宪章的词句经修改如下：“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但……对付……任何敌国之步骤……不在此限。……敌国……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
这两项例外条款实际上不仅限制了安理会的权力，而且也缩小了大国否决权的范围。美国人的自卫行动和俄国人预防德国的行动，即使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对此项行动是否有必要这一点上意见不一时，仍可进行。
对安理会权力的第二种限制写进宪章，是为了尊重加拿大和其他“中间国家”的意见，它们曾反对敦巴顿橡树园草案中关于安理会有权要求在安理会没有代表的国家为强制维持和平提供军队的规定。5月30日，各方同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被要求提供军队的会员国将被邀请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并在“关于使用其军事部队”的任何问题上有参加投票的权利。
这些对安理会权力的修改确实是重要的，但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应用雅尔塔会议拟定的投票方案的争论，使得这些修改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几个小国，最突出的是澳大利亚，要求把大国在调查及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上的否决权从宪章中删去。的确，除了这种减少大国特权的愿望外，人们不久就明显地看出，对雅尔塔投票方案的解释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人能肯定地说这种否决权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什么问题上使用。为了逼得大国说明究竟，弄清楚整个问题，所有小国的代表制定了一份二十三个问题的调查表，于5月22日向发起国提出质问，请求解答。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争端进行调查的决定是否可以行使否决权？关于一个问题是不是“程序”问题的决定，是否可以行使否决权？弃权的效果是否和投反对票的效果一样？否决权能否适用于秘书长的选举以及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决议等等。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提出来要比答复容易。当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的代表讨论这些问题时，俄国对雅尔塔会议规定的方案的解释和其他发起国所同意的解释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分歧。5月27日，安德烈·葛罗米柯（他于5月9日继莫洛托夫之后成为俄国的首席代表）表示，否决权适用于一个问题是否是“程序”问题的任何决定。6月2日，他令人大吃一惊地告诉他的同事们说，一项争端，必须先由所有常任理事国投票决定把它列入议程，然后安理会才能讨论。
事实上，雅尔塔投票方案的措辞非常含糊，以致可以为任何一种解释进行辩护。它说： ……安全理事舍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七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 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七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和平解决＇……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俄国人这时宣称，雅尔塔原文中所提到的，“其他一切事项”中，包括决定某一争端应否讨论的事项。这和美国国务院公开作过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和中国支持美国的意见，那些激烈要求削弱否决权的小国的代表则大吃一惊。俄国人竟然反对他们认为已经十拿九稳的一种主张：任何受害的一方有权获得申诉的机会。
有几天，会议似乎濒临失败。葛罗米柯受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的制约。其他的代表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则决定不接受俄国的解释，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安理会就被剥夺几乎一切独立的权力，弄成仅仅是一个傀儡舞台，一本正经地重新搬演大国通过其他渠道作出的一些决定。6月4日，杜鲁门决定通过哈里·霍普金斯直接向斯大林发出呼吁，设法改变俄国人的立场。如同上文所述的那样，霍普金斯轻而易举地便办成了这件事。
6月7日，关于斯大林的裁决的消息传到了旧金山会议。同日，发起国发表了一项声明，阐明它们对雅尔塔投票方案的解释。这项声明并未就小国5月22日提出的二十三个问题逐条答复，而是讲了“对常任理事国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议时需要全体一致的整个问题的总态度”，其关键性的一段如下：
再则，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不能独自阻止安全理事会考虑和讨论提请它注意的争端和情势。……也不能用这些手段使争端当事国无法获得向安全理事会申诉的机会。……
此外，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行动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甚至可能引起一连串事件，以致最后可能需要负有责任的安全理事会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当安全理事会决定进行调查，或者断定已经到了要求各国解决它们的分歧的时候，或者向当事国提出建议的时候，这一连串事件就开始了。常任理事国的全体一致正是适用于这种决议和行动，但是，如上所述，争端当事国不得参加投票。
这项声明的结尾部分说，雅尔塔方案对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工作是“必要的”，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小国，关于一个问题是否是程序问题的决议，仍然受否决权的限制。至于所提的其他问题，“答复应是什么……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大国避免具体说明。
许多代表对这项声明感到不满。尽管大国作出了保证，但是他们的二十三个未获答复的问题中，某些问题的答案还是一点也不清楚。他们仍旧抗议说，否决权并没有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修改，但是，鉴于大国之间的统一阵线，这些心怀不满的代表们都束手无策。6月12日，伊瓦特试图扩大“程序”问题的定义以限制否决权，但他的最后努力也告失败，这一冗长的辩论终于结束了。雅尔塔投票方案连同它的种种含糊不清的地方，原封未动地一起写进了宪章。
到讨论的最后阶段，否决权和修改宪章的问题有了连带关系。当大国的顽固态度变得明显时，希望限制大国特权的人就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对宪章的修改上。作为对这种意见的一个让步，会议规定，如果十年以后宪章没有通过正规手续——经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三分之二表决，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在内一作过修改，就可以根据大会过半数及安全理事会任何七个理事国的表决召集一次会议以修改宪章。这样，十年以后，对修改宪章的否决权就暂停生效。6月18日达成的这一决议，结束了会议关于安全理事会程序这一复杂问题的工作。
最后一次警报发生于6月15日俄国人对大会讨论国际问题的权限提出异议的时候。这时人人都急于想结束这个已经超出规定闭幕日期两周以上的会议。同时，没有人希望看到整个宪章被这个最后的障碍绊倒而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三天后便达成了一种妥协办法。大会被赋予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的权利。6月21日这个方案被采纳后，会议剩下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整个文本了。
最后，6月26日，一切准备就绪。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他们煞费苦心拟就的宪章上签了字。在签字仪式上，杜鲁门总统很隆重地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以适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说：
你们刚才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
我们全体和我们的国家，现在都承担起把你们所写的这些文字化为行动的责任。那些已经牺牲的人、哪些现在活着的人以及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们的希望——全体自由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果断的行动上。自由国家具有相当好的生活水平，将在一个友好的、文明的国家共同体中进行工作与合作。
这个新的和平结构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我们务必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建立起全球范围的理性统治——在上帝的指引下创造持久的和平。 确实，适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和新闻工作者一般的反应。如果有人对宪章感到完全满意，那人数也是很少的，但是人人都感到这至少是走向世界秩序的一个起点。丘吉尔打来电报祝贺说：“你们为重建人与人之间未来的和平、谅解与亲善的富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然而，斯大林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发表他的意见。
报纸评论的语调与此相仿。《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1945年6月27月）中说：“国内绝大多数人民都感到满意，因为朝着创造一个能使世界免于战祸的组织作出了良好的和正确的开端。”同一天的《曼彻斯特卫报》说：
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就始终不是这样。但是，象国联那样，联合国也只能是签字国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工具。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使用它，它们将发觉这是比国联较好的一种工具，比较有力而灵活，在权力和责任之间有较好的平衡。如果它们无意使用它，它们将发现可以同样容易地对它不闻不问或把它放在一边。
《消息报》发出类似的调子：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取得的解决办法并不理想，但这是当前可能得出的最好的办法。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永久和平以及即时消灭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并不是这个新组织的目标。它的目标更为现实。问题是建立一个组织，它可以依靠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联合力量预防可能的侵略或制止侵略者。……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联合国宪章的最后文本使以前有过的一切关于创设一个稳定的国际组织的计划显得远远落后。
总的说来，俄国报纸强调大国意见一致的重要性，英国的评论则倾向于谈论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意义和苏联在国际友谊中的新地位，而许多美国新闻工作者对于国家之间的法律、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前途，比其他国家中他们的同行更抱有希望。但是，尽管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向，三大国报纸上给予宪章的真挚的即使是谨慎的欢迎，却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在生效以前必须得到批准。为了在此期间处理问题，成立了个每一签字国都有代表参加的筹备委员会。它负责召开第一次大会，准备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并准备提出有关建议，以结束国际联盟的工作，以及把诸如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贷币基金等这类以前存在的国际团体以及国联的各个附属组织并入这个新机构。
批准的手续进行得很快。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日把宪章提交美国参议院，该院于7月28日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它。只有两个参议员投反对票。这显示出了美国人的意见在1945年和1920年间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也反映了政府宣传运动的影响和它对参议院及党派情感的小心谨慎的处理。从一个未来国际组织的计划初具轮廓的时候起，这种情感一直是国务院和总统最为关心的问题。
英国于10月20日交来它的批准书，俄国于10月24日交来。随着俄国的这一行动，需要的多数批准（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的批准）已经完成。因此，1945年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正式宣布宪章已经生效。
国际组织的一次新的实验业已开始，它后面曳着的灿烂云彩比二十六年前国际联盟诞生时带来的云彩要暗淡些。俄国与西方之间的明显的分歧几乎始终搅扰着旧金山会议的工作。人人都认识到，实际上都强调了：新组织的成败将取决于大国未来的外交路线。但是在旧金山会议上，意见已经取得了一致，就象大国之间在以前的会议上那样。看来希望现时已经拥有一个永久性机构的大同盟继续存在下去，发扬光大，直到世界各国能有效地、半自动地使国际争端听候法律程序来处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取得这样的进展，大国之间日常的争端和分歧必须和平地予以调解。甚至在旧金山会议还未结束以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要使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裂痕不致成为鸿沟，被征服的德国和解放了的欧洲所呈现出的问题就需要及时地和权威性地加以解决。因此安排好7月中旬在波茨坦召开另一次三大国会议。旧金山会议上制定的宪章的命运，显然取决于这次——以及此后一连串一会议的结果。我们现在必须回过来谈谈这些会议。
三大盟国政府在波茨坦举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是它们在战争时期举行的最长的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议。1945年7月，军事问题也下降到只占一个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在德黑兰会议上无关紧要的政治问题却上升起来，支配了整个会议。雅尔塔会议则在两者之间：关于远东的军事交易在那次会议上深刻地影响到欧洲政治前途的争论，并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这种不和。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使大同盟连结在一起的军事粘合剂已经差不多完全剥落了。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但有些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却不再热切地希望在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在美国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实现以前，美国海军不愿意保证横渡太平洋的对俄海上交通。就美国人来说，在1946年以前，红军在满洲应利用手头现有的军需供应打他们自己的仗。总的来讲，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计划与俄国在远东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完全没有关系。英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是这样。
俄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不十分需要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了。这使和平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欧战胜利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比以前困难得多。虽然会议开得很长（德黑兰会议历时四天，雅尔塔会议八天，波茨坦会议十六天——古怪得很，正是几何级数），但是最后公报里公布的协议中，有许多只是同意通过一次新的外长会议进一步讨论所有的分歧。所达成的真正协议，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意见一致，而是意味着面对急需对付战败的敌人的问题，双方勉强成交的一项交易。
尽力设想出三国政府的领导人出席波茨坦会议时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俄国人的态度当然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