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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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英国领导人来说，两国实力日益悬殊的状况是不易适应的。但由于双方的克制和友好的伙伴关系，新兴的强大的美国力量并不显得咄咄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露锋芒。丘吉尔经常充分利用形势，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投入双方同意采取的任何战斗行动，即使他曾坚决反对过原来的建议。另一方面，美国人也并不完全漠视英国人的论点与告诫。当双方发生争执时，几乎总是有办法达成妥协：美国人对英国人作出某些让步，英国人则迁就美国观点，作出更为重大的让步作为酬答。
　　在大战期间英美结成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各个人物的性格无疑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处理各种事务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上了各自的标记，而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马歇尔和迪尔、霍普金斯和艾登，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也都是如此。共同的或近乎共同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英美两国在历史上有亲密的渊源，从而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及传统，这些因素在两国结盟中都起了作用，只有英国及其自治领之间的关系才能同这种情况相比拟。
　　然而，不论这些因素在促进英美合作上起了多大作用，它们却不是使这种合作获得无比成就的根本原因。英美联盟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因为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美国人的意见，并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在争论发展到要影响两国政府日常的行政协作之前，便体面地退让了。诚然，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但始终有一个最高权威，它作出的决定是有约束力的。当美国政府的领袖们（主要是总统与参谋长们）说“可行”或“不行”的时候，就得遵命照办，而英国人说类似的话时，总要经过别人审查一下。
　　这种情况并非由于丘吉尔自愿屈居人下。他只是认识到，倘若他坚持采取不合美国政府胃口的行动，美国人尽管不愿意，却总可以同他公开争吵，然后在经济上施加压力，这是任何人领导的英国政府都受不了的。英国付不起这种昂贵的代价，因此始终不得不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失去美国同情与支持的行动。
　　斯大林的情况比较起来要独立自主得多。或许，他经不起美国停止供应物资，但在万不得已时他还是经得住这种损失的。因为，他对国内宣传与警察的专横控制意味着，除了用其他办法之外，还可以同希特勒重新达成协议，这条路在整个大战期间始终没有完全堵死。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便表明，苏联能继续成为一个大国，同联合起来的英美公开对抗。当然，斯大林掌握主权所付出的代价是，他统治的民众为此做苦工，受苦难，他们为了服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需求而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是，虽然俄国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到底顶住了外界的一切压力，保持了主权以及在国际上行动的自由，这种成就是英国政府无法希望，也无法实现的。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及1946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
　　对于大战使海空军力量的优势从欧洲转到大西洋彼岸这一点，在美国也同样需要在心理上作极大的转变才能适应，尽管这种适应或许是人们比较欢迎的。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国人大都不愿承担这种权力所赋予的全部重任。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仍然希望，一项慷慨援助盟国的财政政策足以使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恢复它们在世界上原先的那种地位，或者类似这样的地位，从而使美国本身能摆脱一项棘手的任务，即在大战使得全球都发生争吵与动乱后，不必由美国设法来调解纠纷，平息动乱．在美国，欣然进占了由于英国衰落而造成的真空地带的，主要是海军和空军部门。美国海军希望吞并太平洋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并设法遏制美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不让它们从中阻挠，使这样一项任务不能圆满完成。海军还决定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同时保持大战期间在大西洋岛屿上设立的大部分基地。美国空军当局也执行相同的政策，在天涯海角许多地方保持甚至兴建新的机场。这两个军种完全是在摹仿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所推行的政策，而且也出于类似的动机。
　　在美国官方的态度中，其次在美国公众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对英帝国抱着的新看法。大战结束后，这种看法很快便占上风。罗斯福及其朋友们对英国牌以及其他牌号的欧洲殖民主义曾作过严厉的谴责，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认为殖民地的土著民族战后应获得自由。可是不久，中国、印度和别处发生的事态表明，民族解放或以和平方式实现自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不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蹴而就，或是可以由殖民主义国家以放弃权力的简单行动就能实现的。在美国公众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某些复杂性以后，他们便相当普遍地对英国殖民政策抱一种较为审慎和同情的态度。后来，当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重大影响变得明显时，美国官方与公众就逐渐转过来同情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过这种转变的过程要到1946年以后才完成。
　　英国的海上力量被美国所超过，这不过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全面改变的一部分。从最广的意义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现自己取代了英国历来占有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北美可以说是欧、亚、非三大洲外边的一个大海岛，正如狭义地来说，不列颠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一样。
　　原来在军事上强大的德法两国的衰落，使陆上力量的中心向东转移到俄国。俄国社会拥有庞大的人力、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以及严密的军事组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成了一个任何西欧国家都无法在战场上同它较量的巨人。
　　由大战引起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很引人注目的。这场战争于1939年爆发时，交战双方都是西欧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而东方的俄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都正式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早已在国内大力加强战备的组织工作，因而使德国的实力大大超过了他的敌手。结果从1939到1940年，他迅速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从此，德国成为遍及全欧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中心，其军事效能远远胜过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参战，同英俄两国结成大同盟。因此到1941年年底，这场战争不再是过去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交锋，而是洲际实力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了。
　　这种变化在远东并不那么显著。日本的共荣圈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它包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沿海地区以及岛屿区域。但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合受到限制，因为日本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落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工业核心依然同战争开始时一样，那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满洲与朝鲜北部。日本获得了地盘和某些重要的原料，但它通过征服并未增加多少工业与军事力量。所以，同欧洲的战事相比，日本进行的战争保持了较多的传统格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作欧洲在二十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扰，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象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如果说大同盟的第一个副产品是创立或扩大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第二个副产品是扩大了政治力量对比，那末还有第三个变化，它尽管远不及上述两项那么明确，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证明远为重要。那就是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是在美国。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也有这种变化，但因为战后世界上只有美国有力量根据新的信念采取行动，并且一般说来，上述变化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显著，所以看来最好把这篇论述的范围仅仅限于美国的动态。
　　简括地说，罗斯福讲了一篇神话，并且要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这是一篇乐观的神话。罗斯福反复地讲，并且显然完全相信，一旦获得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践踏在脚下后，就能开辟一个国际和平、繁荣、自由与正义的新纪元，如果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为这一目标英勇奋斗，这个新纪元一定会来临。
　　这种憧憬黄金时代的美梦在美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从合众国创立的时候起，美国人就既抱着强烈的传道精神，要使蛮荒之地变为文明之邦，又坚信美国在道义上比旧世界优越。就国际事务而言，美国人可以并且确实满意地指出：新旧世界相形之下，新世界比较安定，各国都具有睦邻的精神，而旧世界则战祸连结，互相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交活动限于很狭隘的地区。美国的积极进取的政策几乎局限于拉丁美洲，它在那里轻易地享有极大的权势，在一定程度内还掌握着霸权。它不必害怕北方的加拿大争权夺利，而且东西两边都是浩瀚的海洋，因此，欧洲外交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军事安全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几乎并不影响美国的外交活动。
　　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在道义上胜过欧洲人，但面对着欧洲人老奸巨猾的外交手腕，又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无法对付。这种复杂的态度可以同班扬笔下的克里斯琴在名利场中遭到欺诈时的感受相比拟。同克里斯琴一样，美国政治家与人民一般都感到，唯一安全的政策是拒绝同这些不可靠的家伙打交道，这种感觉是美国孤立主义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起先在1917年，后来在1941年，两次干预欧洲事务，这只是在表面上违背了这种传统。其实这是完成美国的使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