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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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付之实施。他的行动非常不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行动还引起了国际问题，因为从1913年起，历史上的马其顿的某些地区就已分别成为希腊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些问题以后还要提到。
　　德国战败时，切尼克队伍大部分已退出南斯拉夫。可是，米哈伊洛维奇将军自己仍带着一小批追随者留在波斯尼亚。1946年3月间，据宣布他已被俘。6月底，他以叛国罪受审。这次审讯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争论。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们在抨击南斯拉夫政府时，都强调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的代理人，而是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营救过好几十个在南斯拉夫上空被迫跳伞的盟国飞行员。南斯拉夫政府在反驳时，强调了一个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部队在他本人知情和同意下参加过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打游击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想同西方国家修好（西方国家以前曾真心诚意地支持过米哈伊洛维奇），或者想对一个由于他自己始终不了解的政治力量（一如他在法庭上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由于一阵“旋风”）而被卷入对敌“合作”的人表示宽大的话，他们是可以饶他一命的。可是，铁托在1946年7月间似乎把西方国家视为敌人，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很想为他们在切尼克手里所遭受的一切损害报仇。因此，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7日被枪决了。
　　在铁托自己的人民阵线内部，仍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政策。塞尔维亚左翼农民党领袖约瓦诺维奇是作为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而被选入议会的。到了1946年夏，他已认识到人民阵线的广泛民主纲领并没有履行。7月间，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批评政府政策的三个方面。第一，他声称，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到牺牲，塞尔维亚的农民合作社在战前起过小小的、但却是有益的作用，现已完全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意志。第二，他反对检察官制度。象它的样板苏联检察官制度一样，它拥有使所谓的司法独立完全失去意义的权力。检察官有权“要求捍卫合法性而反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有效判决”，这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换言之，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就可以推翻法院的裁决。第三，约瓦诺维奇批评政府向苏联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要求象人民阵线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同三大盟国都发展友好关系。最后这一点批评使政府最为恼火，给约瓦诺维奇招来了一阵猛烈的谩骂和威胁。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地方议会中的席位经多数票通过而被剥夺了，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职位，由于全体教师在院长带领下“主动要求”而被解聘了。1946年8月11日，他所属的人民农民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是由共产党人召集的，会上挤满了共产党人，把他正式开除出了他自己的政党。这一年晚些时候，他被逮捕。并在1947年9月间受到审讯，罪名是替“英国情报机关”搞颠覆活动。
　　南斯拉夫这一时期的政治审讯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而且引起了最大国际争论的，是对萨格勒布天主教大主教、全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首席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的审讯。这一审讯在南斯拉夫国内外所引起的强烈感情中，出于政治上考虑的，大大超过了关于大主教个人是否有罪的考虑。一方面，西欧和美国天主教总是认为天主教的大主教顾名思义是清白无辜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反天主教者以及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舆论则把他们对斯特皮纳茨所代表的那些势力的愤怒统统发泄在他个人身上。
　　这一审讯如果不联系到塞尔维亚同克罗地亚之间的冲突，不联系到大战期间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虐待塞尔维亚人，是无法理解的。成千成万的塞尔维亚人都被帕韦利奇的乌斯塔舍特务所屠杀，个别的天主教神父也参与屠杀。天主教上层领导从未对这些暴行公开提出过抗议，某些主教还特意对帕韦利奇歌功颂德，而斯特皮纳茨本人则象对待国家元首那样对待帕韦利奇。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只是由于改信了天主教才得免于一死——改信了天主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身分，放弃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身分。斯特皮纳茨对大批人被迫改信天主教并没有提过什么抗议，也不指示他的神父们拒绝接受他们。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本部的塞尔维亚族公众看来，斯特皮纳茨是企图毁灭塞尔维亚民族的那些势力的一个代表。
　　铁托政权在塞尔维亚人中有许多敌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虽然是错误地认为——游击队运动是一种非塞尔维亚或反塞尔维亚的运动。这种看法由于处决了米哈伊洛维奇而更有所加强，因为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同入侵者合作，许多塞尔维亚人仍把他看作是民族领袖。但在如此严厉地对待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之后，铁托无法对这样一个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不仅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也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迫害的代表人物宽大为怀。而且，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天主教的死敌，这不仅是由于一般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在他们看来，梵蒂冈是同意大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意大利则不但在1941年入侵过他们的国家，现在还在强烈地抗拒南斯拉夫关于兼并威尼斯…朱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行动要被许多克罗地亚人（其中不仅包括帕韦利奇的拥戴者，也包括那些仇恨帕韦利奇、甚至支持过游击队的民主派）看作是贝尔格莱德对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压迫。
　　以上所述，大多同斯特皮纳茨的功过没有什么关系。从形式上看，斯特皮纳茨确是犯了叛国罪。他作为公民的那个国家被人征服了，征服者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他却承认这个傀儡是合法当局。要是流亡政府回来执政，或者要是米哈伊洛维奇获得了胜利，他们肯定也要惩处斯特皮纳茨。至于斯特皮纳茨是否应对一些暴行负责，那就远没有这样肯定了。相反，有证据证明他救过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人，而且一般说来，他的行动曾使这个政权的严酷程度减轻。他同帕韦利奇的关系以及他对大批人改变信仰一事所持的态度，是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的。审讯时（194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采用了最坏的解释，把大主教判了十六年徒刑。
　　第三节　对外关系
　　在铁托政权的头几年中，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一味顺从。鉴于共产党的纪律和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忠诚，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劳苦大众的祖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战的帝国主义阵营”威胁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国家。南共领导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间培养对苏联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为陆上最大军事强国，从德军占领下解放了东欧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时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别是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所怀有的那种带着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传统感情。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南斯拉夫抛弃了它的一些旧友而结交了一些宿敌。英国和美国现在成了它的敌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传统的朋友希腊，同样成了敌人。法国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虽然在法国共产党参加巴黎政府期间，偶而也对它说了几句有礼貌的话。新结交的朋友中，一个是罗马尼亚，过去曾是它的盟国，但从1941年起却是德国的附庸国；还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曾分到过一小片南斯拉夫领土作为希特勒赏给它们的酬劳。在南斯拉夫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为友好国家相待，因为它也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虽然南斯拉夫的对捷友谊因后者在抗德战争中表现不好而带有浓厚的藐视色彩。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端民族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则将它称之为帝国主义。它向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亚，都提出过领土要求。由解放战争激起的、并由现政权的宣传有意培养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变成了左右对外政策的一个积极因素。新统治集团，那些在游击队伍中起家的军官和官吏们，不仅希望赶走入侵者，以社会“新政”取代战前的政权，而且希望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强大的，至少在巴尔干半岛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种观点受到共产党中老资格领导人的鼓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战前虽受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学说的训练，但是，由于他们同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农民群众的密切接触而使他们的观点有了明显的改变。
　　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由于采用了新的准联邦制的国家组织而更有所加强。南斯拉夫的各个非塞尔维亚民族，过去都是从属于塞尔维亚的利益的，现在他们的独立民族地位既已获得理论上的承认，他们就开始提出要牺牲邻国的民族领土要求，并要求承认这些主张为整个南斯拉夫的主张。拒绝这样的要求是十分危险的，即使政府有意拒绝的话。斯洛文尼亚人要求从奥地利和意大利取得领土，克罗地亚人要求从意大利取得领土，马其顿人要求从希腊和保加利亚取得领土。这些要求的一个有利之处是，除了保属马其顿之外，所有这些领土都是由西方“反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占有着的。这样，南斯拉夫帝国主义就正好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相一致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同对苏联的顺从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无限忠于南斯拉夫的爱国主义是同无限忠于一切劳动者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不相容的。但是，这暂时在外表上还不很明显。
　　南斯拉夫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北方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受经济方面考虑的影响很大。南斯拉夫需要波兰的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冶金产品及机器。1946年3月和5月，它先后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名义上这些条约是针对德国或德国的任何同伙的，实际上矛头都指向西方国家。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表面那样亲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1948年2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一事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纯洁的，他们用不耐烦的优越感对待差劲一些的弟兄们。他们觉得——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捷克在解放自己方面没有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应该为那些对解放有过贡献的人做些事情了。南斯拉夫正在着手从事一个雄心勃勃的迅速工业化的计划。它需要工业设备，而在大量重建工作完成以前，它并没有多少东西好用来偿付所需的设备。捷克人能提供大量这种设备，南斯拉夫人认为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捷克人供应设备的条件应该有利于他们那些更为英勇的斯拉夫亲属。精于生意经的捷克人对这些论点不感兴趣。泛斯拉夫主义的花言巧语就是他们愿意提供的商品，至于要供应机车和机床，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同匈牙利的关系比人们预料的来得好。匈牙利领导人，一则自己国内驻有苏联占领军，再则充当过希特勒最后一个附庸的这一污点还有待洗刷，是经不起同南斯拉夫人闹别扭的。根据1946年的巴黎和约，匈牙利有义务按“1938年的价格”用商品向南斯拉夫支付赔款。1947年3月，南斯拉夫同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打算通过它来协调两国的经济计划。匈牙利能够提供南斯拉夫所需要的不少设备，却没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南匈关系的改善，也是因为相对地说来南斯拉夫政府给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比较好。在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匈牙利族人中被怀疑有“反动”情绪的，可能要比犯有同样嫌疑的塞尔维亚族人或克罗地亚族人处分得更严厉些。但是，新的宪法体制一经实行，伏伊伏丁那自治区的匈牙利族居民就和操斯拉夫语的南斯拉夫公民享有同等地位。在那些匈牙利人占多数的城镇或乡村中，行政权掌握在匈牙利族共产党人或能够为共产党所接受的非共产党匈牙利族人手里。1947年12月签订了南匈结盟条约。
　　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则比较复杂。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直是阋墙兄弟。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所有彼此敌对和兵戎相见的年代里，以及在所有较为短暂的相对友好的时期中，两国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手足之情和强烈的仇恨同时并存，既相信南方斯拉夫人的伙伴关系，又不可调和地争夺着有争议的领土。甚至在南保两个共产党之间，也不仅有从事于共同革命事业的同志关系，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在俄国人面前争宠的勾心斗角情况。在刚解放时的兴高采烈情绪中，两国都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信两国之间在相互关系方面已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作为联邦一员的马其顿共和国，应是走向南保间更密切关系的一步。正如一句常用的共产党口号所说的，马其顿将不再是引起不和的祸根，而是相互了解的桥梁。但是一旦承认了马其顿人是既不同于保加利亚人也不同于塞尔维亚人的另一个斯拉夫民族，那末主张把那部分由保加利亚于1913年取得的、马其顿人喜欢称之为“皮林…马其顿”的马其顿领土包括到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中去的理由就变得极其有力了。再有，如果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将成为一个联邦，那末，就要决定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之间将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使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发生严重摩擦。
　　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南、保联邦的协议草案，送给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2月，南斯拉夫副总理爱德华·卡德尔率领代表团到索非亚讨论这个计划。保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