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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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踌躇不决，唯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
　　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
　　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1945　年5　月7　日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耍人类抛弃辛苦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63　局向他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
　　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动于中，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败的希特勒。他们很快发现那些在战时一再自称具有许多优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点。生来就不具有民主习性的中欧人，总是要把意见形成的过程误认为是无意义的混乱现象，总是对于一个制度的试验急于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并不是为了这样地取得鉴定的。人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管制当局，但从被管制方面来的批评意见经常可以总括成这么一点，即他们并没有按照德国人本来会采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点，一切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总毕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许许多多问题要依靠一些不仅反对纳粹，而且十分亲近西方人的德国人，去摆脱伤感主义、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观性，这些都是一个战败民族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呢？他们能够摆脱本身左右为难的影响吗？他们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吗？能够在其中做出成绩来吗？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几年内发展到反对一切“通敌”分子，他们能够在本国同胞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而不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应吗？既然德国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成功，64　民主就不得不在战败后借外国的刺刀来推行，而且在1919　年至1923年，1929　年至1931　年以及1945　年至1948　年这三个时期，既受外国统治又遭经济灾难，这就是德国的悲剧。因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许多人在风险不大的条件下本来是可能乐意支持革命的，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是灰心丧气了。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本章的较前部分，我们分析了一些特性，经验证明这些特性在比较狂热的纳粹主义信徒身上经常表现出来。显而易见，只要这类特性在德国普遍存在，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求德国的组织制度采用与这类特性相协调的形式，有些心理学家宣称，这类特性的终极原因可以从下述情况中找到：一个严厉和暴戾的父亲对孩子和母亲进行极端的统治，而这个父亲却被认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须设法仿效他。孩子在试图仿效他的时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与母亲有联系的温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亲，这种疑虑又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独创，也过于简单化了，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特性的产生根源在于德国的家庭传统，在于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在于其他许多组织制度，使成长中的德国人树立起这种人生观。果然如此的话，只要这些传统和组织制度原封不动，指望根本改变德国人的特性和人生观则是白费心机。着手改革那些组织制度的盟国官员们只想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对形势施加压力，他们始终没有低估行将遇到的重重困难。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能指望他们推行的改革会扎下根来，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足够多的德国人相信这种改革是合乎需要的。至于其他德国人，他们一定会憎恨改革是对他们最珍爱的传统的打击。
　　光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需要设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数人中煽起，在多数人中点燃。
　　如果说问题是重大的，那末结局也是存亡攸关的。因为在德国，要是能有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无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种民主，但却不受征服欲的影响，毫无使用武力以追求这种欲望的决心，则世界和平将会更大地得到保证。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办法可能在一开始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一办法不至于使政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为德国的灵魂而斗争——德国和外国人都可望同时进行斗争——是我们当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场斗争。
　　第四章　急救，1945年5月至8月
　　我所统率的盟国军队现在已进驻德国。我们来此的身分是征服者，而不是压迫者。在我所统率的部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我们要铲除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要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所制定的那些残酷、压迫和歧视的法律与制度。我们要把频频扰乱世界和平的德国军国主义连根铲除。军事头目和党的头目、盖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恶与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审讯，有罪者给予应得的惩处。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就是这样写的。下面还规定：授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以军事总督的最高权力：暂时封闭德国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机构（情况许可时，将批准其重新活动）；命令行政人员留守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发布时，盟军已于1944　年9　月进驻德国了。因此，我们认为颁布此项公告的目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赋予盟国军政府采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威，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作心理战的一种武器。就此来看，公告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否定语气。可惜找不到类似的俄国文件可资比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盟国把根除纳粹主义作为首要的作战目标。但在胜利最后到来之日，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纳粹分子并不留待盟国来“根除”，他们几乎不等本国同胞出来把他们撵走，就干脆溜得无影无踪了。盟国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决定由谁来取代他们的职位。虽然强调把事务交由德国当局去处理，但是有关挑选人员组成德国当局的指导原则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来。第一批美国军政府人员进入了城镇，那里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坏的迹象触目皆是。他们来到乡村，家家户户挂着白旗，窗根后面有人在暗中觑望。市长和县长是从事先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一般的做法是，军政府官员把市镇或乡村里的神父或牧师、地方学校教师以及少数公民叫来，要他们提出市长或县66　长的人选。开了几次会，再尽可能地进行多次调查。。进出了一个临时行政长官，由他再任命其他专职负责人，诸如警察、消防队长、粮食办公室主任、地方文书、机动车管理员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员。
　　初期的军政府工作队是从不适合实战的官兵中挑选的。理由很明显，军队中最能干最活跃的人抽调不出，因为战争尚待夺取胜利。特别是在美国，曾经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资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数来自技术界（例如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或市镇测量员），而来自德国一般行政机构或知识界的人较少。被选中的人大多参加训练班（有时为了消磨掉整装待命的那段时光，学了许多项目），但训练过程中用于学习军事组织和武器使用的时间和熟悉德国社会结构的时间各占一半。大量情报写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转瓢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的人员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则更少。有关人员中有一小部分会讲德语，在美国部队中会讲地道德语的往往是德国人的后裔。
　　情况势必使他们的看法带上一种色彩，利弊各半。占领初期，军政府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靠当地居民提供意见，而且更多地依赖那种能够提供意见的人。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征尚的意见多半带有保守性。举例来说，会讲英语是举足轻重的，但工人通常不会，而从秘书的魅人外表来看，这些人也许是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许多官员因为知道教会是反抗纳粹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信任当地圣职人员是无可非议的，殊不知许多德国神父或牧师的社会观念是多么保守。因此征询来的有些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正确可靠。有的官员指望依靠过去被纳粹解职的人，他们至少有些行政67　管理经验。但许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纪，他们从小就深受旧传统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适应新的形势。技术人员倾向于以技术资格来衡量人选，而不考虑其政治上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枝节问题。的确，如果完全不要往日从事经营管理的纳粹分子协助，就不能使德国经济开始活动，虽然这不可能为某个美军司令部于1945　年7　月7　日颁布的一项命令作辩解，该命令使得解除纳粹分子在主要岗位上的职务可以斟酌处理而毋须强制执行，这样就藐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中的一项主要规定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占领德国的地区越大，需要人的单位就越多，因此军政府工作队不断地调动。在海德尔堡，占领的最初三个月内，负责教育和宗教事务的官员就调换了三次，在法兰克福，两个月年就调换了四次。由这个工作队安插的德国人，可能又被下一个工作队予以解职。迫切需要军政府官员，致使稍经训练的人员一派而光，不得不从战场上直接把战斗人员调去担任职务。
　　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要获得对德国的知识必须走一段艰苦的路程。
　　手头的一些报道材料也可说明俄国占领区内的初期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下级军官对德国的背景知识甚至了解得吏少。与纳粹党或民族主义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术能力而被录用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一两个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的官员，例如德国参谋部官员及骑士勋章获得者卢伊特波尔德·施泰德勒，马克勃兰登堡的现任内政部长伯恩哈德·贝希勒以及现任柏林警察长的马克格拉夫，都从法西斯第三帝国一跃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列。”
　　并非所有的负责岗位都由被证明是共产党人或工人的人所占据。当然，共产党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国人要向其征询意见的部种人物。圣职人员的意见他们很少乐意听取。如果说俄国人懂德语的不见得多于英国人，那么会讲俄语的德国人也不见得是在中学里学会的。
　　俄国占领区最引人注目的不同点是那种鼓励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法。早在1945　年6　月10　日就发布了一项指令，授权普遍成立这种组织。　在这种组织主持下68　推行了广泛的改革、调整和报复行动。俄国人喜欢用“法西斯”这个词而不用“纳粹”。“法西斯”这个词含义较广，易于用来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碍事的人。他们并不阻挠德国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必要的大整顿可以留待以后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产党人有时候对于希望同他们结伴的人感到吃惊的话，他们本该去读一读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的倡导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搞一阵子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活动可以赢得那些从中渔利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好感的时候。无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个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满足和发泄，但俄国人对于处理德国人是否得当并不关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国对鼓动革命形势颇有顾虑，生怕左翼分子会左右局势（正象西欧许多被解放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他们得到的指示——或者没有指示——迫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冻结局势。他们深信新的管制委员会会尽早制定出如何改组德国的办法。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早期阶段，要肯定谁可信赖，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临时性的，等到有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才能把事务处理好。因此6　月份在汉堡解散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浓厚了。这种态度对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产生的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结果使那些本来会坚定拥护这个政权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亲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国人为什么很自然地鼓励那些为西方盟国本能地排斥的运动，也许比争论西方如果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是否会得到好处，可能更有启发。
　　到1945　年6　月。四个占领区所属州以下的地方行政当局部已任命了人选。英国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在他们不熟悉的国家里推动民主化过程的发展不宜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