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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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
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
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