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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我认识的鬼子兵-第6部分

小说: 我认识的鬼子兵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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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
  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
  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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