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读书计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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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3…1631
《多恩选集》（Selected Works）
如果这本《一生的读书计划》编于1900年，多恩和布莱克（Blake）很可能会被忽略掉。这种重点的变化并非仅仅是一种时尚，虽然这两个人在文学圈内的确碰巧是那种时尚人物。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品味问题，但如果品味能够反映我们对于自己的看法的真实变化，那品味可能成为一种深刻的东西。
多恩去世之后，在几代人中都没有得到重视，而他打动我们当代人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的生活境遇，而弥尔顿就做不到这一点。也许再过大约五十年，这种情况就会改变。但现在，多恩在我们眼中是个伟大的作家，不仅因为他对现代诗歌产生的强有力影响，而且因为他的看法就是现代人的看法。1940年海明威（Hemingway ）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这一题目选自多恩发表于1624年《祷告》（Devotions）中的一首诗中，这绝非偶然。
多恩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他的母亲与壮烈牺牲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ore）沾亲。多恩在牛津和剑桥学习过几年，然后开始学习法律，并在伦敦度过了一段世俗而耽于情欲的生活，此后他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然后和他雇主，托马斯·伊戈尔顿爵士（Sir Thomas Egerton）出身名门的侄女结了婚，从务实的角度说，这段婚姻是不明智的。多恩的事业陷入了低谷，年轻的夫妻二人整整度过了十年悲伤而贫困的生活。四十二岁时，经过认真的反复思考，多恩抛弃了对于家庭的忠诚，听命于英国国教教会。直到他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Dean of St。 Paul‘s）后才有了声望，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牧师。那个早先撰写爱情诗的勇敢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忍受上帝折磨的人，时时被死亡的想法和疾病的侵袭所困扰。他排斥那“诗歌，我少年时的情人”，转而热爱“神学，我中年时的伴侣”。随着时间的流逝，死亡对他的困扰也越发强烈。今天如果参观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还可以看到多恩的塑像，这个塑像是在他生前制作的，用布单缠绕着。生命的最后时刻降临时，多恩在床边设想了一幅图画，他被裹在尸布当中，双目紧闭，似乎死神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多恩的《祷告》（Devotions）和《布道》（Sermons）与传统的宗教文学有很大区别。它们都是艺术作品，将一种几乎是令人恐惧的强烈的感情与精巧细致的韵律和比喻结合在一起。《祷告》主要写给他本人，而布道则是在很多观众面前，特别是国王面前进行的。这里表现的并不是一种只有星期天布道时才有的虔诚，而是专门要对人的感情施加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有效，即使教义不再流行，其艺术性依然能够使人感动。
多恩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美感（常常是富于高度的感官刺激），强烈的理性，而且具有惊人的个人化倾向。通过使用有时复杂，有时粗暴直接的比喻，多恩将感觉和理性融于一处，他的手法似乎非常为我们的口味所接受。在他写得最差的作品中，他的比喻也表达出天才的观念，这一点令直率的约翰逊博士恼怒不已，而在他写的最好的作品中，他的比喻似乎与他的思想完全合二为一。
多恩的爱情诗不仅超越了一切伊丽莎白时代的传统，而且超越了他以前所有情诗的典范式情感。“看在上帝面上，请闭上嘴，让我爱你。”用这样的话语做诗的开头的人不会模仿任何一个人。他不是在进行写作练习，他是个真正的人在说话，他的声音就回荡在房间里。多恩既能使人惊讶，令人愤怒，也能温柔博学，明白如话，他时而幻想，时而热情，时而虔诚，时而绝望。有的时候，他会在一首爱情诗中将几种情感集于一处。他能够认识到感情是复杂的，这一点使他适应于我们这个不再单纯的时代。他爱情诗中的特点同样适用于他的祈祷诗，这些诗中也带有一些情欲的色彩，这些作品反映是全部人性，也包括人的肉体。以下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这两句话中浓缩了约翰·多恩的大部分特点：
爱情的神话的确在人的灵魂中萌生，
而人的身体如同记录神话的书页。
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将多恩的诗比作埃尔·葛里柯（El Greco）的油画。埃尔·葛里柯扭曲的是线条，而多恩扭曲的是语言。他并不是渴望进行尝试，而是为了达到精确的效果，以强调内容，强化感和直抒胸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的办法。埃尔·葛里柯的色彩初看起来粗糙而不自然，同样，多恩的韵脚也不够整齐，显得粗糙，因此诗者产生的反映也显得粗糙而不联贯。在埃尔·葛里柯画作当中我们会感到心灵的痛苦和紧张，这种情绪在多恩的诗中也同样能体会到。他的虔诚不是平静的，而是被焦虑，困惑，矛盾所掩盖，似乎预示了我们这个充满忧愁时代的氛围。
多恩写出的很多作品主要吸引学者们的兴趣。读者一开始可能只了解几篇选集中的作品，我推荐：《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挽歌》（the Elegies），《一周年与二周年》（The First and Second Anniversaries ），《圣十四行诗》（Holy Sonnets），《突发事件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也许还要读几篇布道文。刚开始读时，多恩“这个从云中说话的天使”（angel speaking out of a cloud）可能会令人觉得牵强附会，制造没有必要的困难。但在他那些奇特的比喻（常常来自商业与科学）和看似铺陈的风格背后，藏着正确的理性。读者认真阅读很快就可以使这些理性彰显出来，而他的个性化语言也就不再那么奇特，而变得越发有趣起来。
C。F。
无名氏：《金瓶梅》
出版于1618
《金瓶梅》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金瓶梅》既可以说是声名远播，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色情小说。自17世纪初出版以来，绝大多数时间在中国都被查禁。但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这一作品秘密地流传。由于该书被称为“淫书”，其在西方传播的命运也是多灾多难，许多年以来，只有一个译本广为流传，而里面的所有性内容都是用拉丁文翻译的。对此译者借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加以解释，“运用学术语言对其进行体面的隐讳”，（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奥维德（Ovid）和其它经典作家作品中存在类似的章节，促使很多学生认真学习拉丁文，热情之高远远超过了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劲头。）
《金瓶梅》如果仅仅是一部色情小说，就不会如此引人入胜，小说当中露骨的色情描写与当今时代的庸俗色情作品相比，显得平平无奇。《金瓶梅》之所以成为奇书，而且是世界经典作品，主要因为它是一部社会讽刺批判小说，对于中国十六世纪的堕落，放纵和玩世不恭进行了深刻地描写。大卫·罗伊是这一作品最新也是最好的译者，他认为这一作品在对于整个社会的控诉力度方面，可以与狄更斯（Dickens）的《荒凉之屋》（Bleak House）相提并论。（小说的时代设置于1122…1127年间，即中国北宋的衰落时期，但这仅仅是这位无名氏作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掩护，作品产生时代的读者能够看出，作品描写的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
小说描写了西门庆，一名中国省城商人的家庭生活，介绍了他的生意情况，风流韵事，种种巧取豪取的恶行，以及最后如何一命呜呼，家庭分崩离析，种种阴谋的破灭。小说共一百回，内容漫长而又细密，几条叙事线索相互纠缠，不时出现其它内容。有人将其与乔伊斯（Joyce）与纳博科夫（Nabokov）的作品相比。但不管结构多么复杂，西门庆始终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他可称世界文学当中描写得最为精彩的恶棍。他纵欲无度，这种淫欲象征了他对于金钱，权力和寻欢作乐的贪婪渴望。他共有妻妾六人，但这些人并非仅是他的伴侣或者玩物：一个在与其合谋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后嫁给他，另一个原是他结义兄弟和邻居的妻子，被他所引诱。为了渔色，他可谓不择手段，而做生意时更加对于道德置之不理。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西门庆这一恶棍形象的文学魅力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没有多大的震撼力，但对于中国传统信奉儒家观点的读者来说，这一形象不仅仅是令人发笑，而是具有一种深刻的威胁性。儒家道德当中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人性本善，二是社会秩序源自君王的仁政泽被万方（见孟子）。而《金瓶梅》作者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恰恰相反，人性本恶，人类喜欢投机，也没有迹象表明，在当时的社会皇帝想要施行仁政，改变人心，因此，作者费劲心力，隐姓埋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个时代，《金瓶梅》对于社会的批评几乎到达了煽动暴乱的地步。而今天，这种影响多多少少已经不那么尖锐，但这一讲述人性贪婪，愚蠢以及因果报应的精彩故事还是值得读者欣赏。我们也会注意到作品中角色心理活动真实，故事线索复杂，焦点集中于一个大户之家的生活，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了《红楼梦》这部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金瓶梅》虽然是一部很长的小说，结构复杂，人物众多，而且对于绝大多数美国读者来说，这些人名非常难念。但读起来并不难懂，只不过开头部分较为困难。也许最好在已经读过几部非常长的小说，例如《堂吉诃德》，《源式物语》，所有的文学细胞全都打开的时候，再开始阅读。而且要尽量找到最好的译本，克莱门特。伊格尔顿（Clement Edgerton）的四卷本译得很好，而大卫·罗伊（David Roy）的五卷本，到本文写成时只出了一卷，但译得非常精彩。
J。S。M。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74…1642
《两大世界系统对话录》（Dialog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
伽利略是那种给文世复兴带来荣誉的人。他生在比萨的一个良好的资产阶级家庭，学过数学，度过了学者的一生，生活幸福，甚至有些自我放纵。如果他一生只是对于天文学以及我们所说的天体物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那他就会在所有的科学家中排名高位，但他的科学工作包括内容远远不止这些。作为军事工程师，他证明抛射体的飞行轨迹按照数学当中的抛物线行进（不管是福是祸，这一发明为现代炮兵和弹道导弹铺平了道路。）他是一个极具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发现所有下落物体（不考虑摩擦力和空气阻力），下落加速度相同，与其重量无关。他还证明定长定重的钟摆完成一次摆动的时间相同，与其钟摆振幅无关。这些发现对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与伽利略时代的常规智慧背道而驰，甚至看起来是违背常识的。伽利略固执地进行实验，并宣布得出的结论，全然不管人们刚开始觉得这些看法是否合理。而这种固执在他第一次把望远镜指向天体时，给他带来了回报。
按照伽利略性格，他自然想知道恒星和卫星在望远镜里的样子。同样按他的性格，当他需要一架望远镜时，他就会自己做一架。1609年，他利用自己新做的仪器观察夜空，他看到的一切把他惊呆了：银河并不是横过天空的一条稀薄的光河，而是数不清的恒星组成的一条连绵不断的带子，月亮上遍布着陨石坑，崎岖的山脉和（看起来）平滑宁静的大海。金星不是一个闪光的球体，而是和月亮一样的新月形，伽利略很快意识到这是因为它在处在绕日轨道上，在木星周围有四颗小卫星，土星的两边有奇特的把手状突起（因为他的望远镜清晰度不够，看不清土星的光环）。这样的天空此前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
伽利略飞快地宣布了他观察的新发现，发表在一本他称之为《恒星使者》（The Starry Messenger）的小书上，（现存阿尔伯特·范·赫尔登（Albert van Helden）译本较好）。该书于1610年发表之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在欧洲范围内一版再版，五年之内就被（耶稣会传道士）译成了中文。就在世界为之惊叹，专家奔走购买望远镜亲自观看之际，伽利略却在深入思考他的发现的含义。他连续工作了二十年以完善自己的观点，最后提出了一条宇宙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事实。
伽利略通过其天文学观察得到的结果是哥白尼（Copernicus）于1543年提出的宇宙观点肯定是正确的。哥白尼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他只是说把太阳而非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形成的系统模式较为简单，在对轨道周期进行数学计算时会变得容易一些。而且哥白尼推迟了自己研究成果的发表日期，直到临死之前才将其公之于众，以便逃避人们对于他此举动机的种种批评：即便这一成果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哥白尼也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哥白尼的太阳中心模式广为人知，但因为这一模式仅仅被“视为一种理论”，因此没有带来任何特别的争议。人们仍然普遍接受亚里士多德－托勒密（Aristotelian…Ptolemaic）的地心宇宙，这一模式不仅是传统和常识，而且背后有教会的支持。1616年，教会感觉到威胁的存在，警告伽利略不要教授哥白尼的系统，并且发布了一项法令正式谴责这一观念。
但伽利略并没有被吓住。1632年，他发表了一部作品，动摇了经典学说的根基，同时也稳固了自己在科学勇气神殿中的一席之地。这部作品就是《两大世界系统对话录》。通过使用对话体这一富于说服力的形式（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通过重新阅读的希腊经典作品，特别是柏拉图的作品，都熟悉这一形式），伽利略引导读者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