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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正说明朝三百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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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2)

长陵、定陵和昭陵是目前开放的三座陵墓。

献陵是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合葬陵,位于长陵西侧的黄山寺。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终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死前遗诏:“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献陵是明十三陵中除末代皇帝崇祯思陵外,最为简约的一座帝陵。史家在评价十三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

景陵是宣宗朱瞻基和皇后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左侧的黑山。朱瞻基是仁宗的长子,是明代前期的守成之君。景陵也是较为俭朴的一座帝陵。景陵自宣宗死时即动工,断断续续到天顺七年(1463年)才完工,历时达28年。

裕陵是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2公里的石门山下。英宗在位期间,由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明王朝的衰败由英宗始。英宗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临死之前却做了一件令后人称道的好事,废止了明代开国以来妃嫔、宫人殉葬的制度。裕陵始建于天顺八年(1464年),蒯祥和陆祥两位技艺高超的技师督工,参加营建的工匠有8万余人。

茂陵是宪宗朱见深和皇后纪氏、王氏、邵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3公里的宝山下。茂陵是明朝第一个一帝三后的合并陵墓。每日用工数万人,历八月即成。

泰陵是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约3。5公里的史家山下。因孝宗生前好舞文弄墨,故史家山又称“笔架山”。泰陵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开始修建,同年十月葬孝宗。

康陵是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约5公里的金岭山下。朱厚照的荒淫无道是明帝中较突出的一个。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终年31岁,同年五月葬康陵。

十三陵分布图永陵是世宗朱厚熜及皇后陈氏、方氏和杜氏的合葬寝陵,位于长陵东南1。2公里的阳翠山,是继长陵后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世宗在位45年,修建永陵竟用了12年的时间。

庆陵是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刘氏、王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约1。5公里的黄山陵下。庆陵的地上建筑自天启元年(1621年)动工,到天启六年(1626年),历时6年。

德陵是熹宗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东约2。5公里的潭子峪。德陵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帝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方建成。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位于陵区西南约6公里的锦屏山下。思陵在明朝时仅是皇贵妃田氏之墓。崇祯帝自缢煤山后,葬入田氏墓中。清入中原后,才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与其他诸陵比,思陵规模不大。

明末清初,陵区内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此后其他建筑也不断残损。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到五十二年(1785~1787年)对十三陵的主要建筑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葺。民国建元后,北平市政府又于1935年修葺了长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对长、献、景、永、昭、定、思七陵和神道建筑进行修葺,发掘了定陵地下宫殿。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长、定、昭三陵和神道四处景点对外开放。

F0 6  明代的内阁

朱元璋废宰相(1)



大明天子之宝印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大明天子之宝印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屠杀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

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

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朱元璋废宰相(2)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内阁的形成(1)



明《杏园雅集图卷》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大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明代大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参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大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明《杏园雅集图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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