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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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土地兼并的看法
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剥削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矛盾，直接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导致王朝的更替。譬如黄仁宇先生认为：“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富室大户无法应对。”（《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67页，三联书店，1997）钱穆先生认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录》，第18页，三联书店，2001）王彦辉先生认为：“豪民兼并在两汉书中是一个常见的语汇，提法虽然有别，或称‘侵夺人田’、‘兼并农人’、‘并兼役使’、‘多规良田’、‘田宅无限’等等，但实质并无不同，无非豪民通过各种途径把公田，特别是私田据为己有，从而造成农民的破产流亡，使土地兼并问题成为两汉社会难以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汉代的“分田劫假”与豪民兼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柴荣先生认为：“北宋中期之后，在自然经济为主导，封建政治君主体制下，豪强兼并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兼并势力的扩展，过度的兼并不仅损害普通民户，而且侵吞国家利益，使政府在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摊派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豪强兼并之家，损害地主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透视宋代的土地兼并》，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杨鹤皋先生认为：“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土地集中达到惊人的程度，政府腐败，法制废弛，封建秩序混乱，而且出现了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庄田遍布、人口流亡、租税减少的情况，农民纷纷造反反抗。”（《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王钧先生认为：“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载《人###律评论》，2001年第1辑）
经济学界也延续和赞同主流的土地兼并观。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陈平先生认为：“人口增长伴随着土地兼并的无限趋势和有限的耕地面积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内战，消灭大量人口，导致大量荒地出现，才使危机获得暂时的解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北京师范大学的经济史学者唐任伍先生说：“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唐代经济思想研究》，第8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南开大学的经济学者邓宏图说：“‘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下，土地兼并剧烈……在西汉初年，自耕农占绝对优势，未有兼并，但随后，兼并日盛……兼并不仅导致税源流失，而且危及帝国统治基础。”（《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载《经济学》，2003年4月）
被高估的土地兼并
清朝以前的土地兼并程度到底怎样？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现在作为土地兼并证据的，要么是一些文人笔下的描写，要么是一些学者为了推行自己主张而作为论证提出的一些大致的描述，要么是一些官员为了弹劾某些官员而作为证据的对这些官员兼并土地的数量描述。譬如，汉朝董仲舒在《限田》中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后两千年，大家都广泛引用这句话，但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过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与所得分配。宋朝的刘克庄在奏札中说（1234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陆游在《入蜀记》中披露，南宋初年刮起的兼并风，权臣秦桧占有的土地自不必说，仅在永丰圩的赐田就达960顷。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刑部尚书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就是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有至少一万顷田产。
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2）
上述这些土地兼并的论述，大多不可信。文人撰文，多有夸张。譬如诗人所写的：“白发三千丈”。人的头发，三尺就很长了，怎么可能有三千丈？但是，为了渲染，就不顾客观实际夸大其词。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如董仲舒等人，夸大其词在所难免。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文人的泛泛而谈，根本不是科学的表述，他应该指出某地富者占田多少贫者占田多少，告知土地兼并的具体数据。至于为了打击对手而无中生有的栽赃，这是传统官僚最为擅长的手段之一。譬如，清朝的许三礼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有至少一万顷田产，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参见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吴廷璆的统计指出，清朝具有千顷以上土地的仅有4户，即和倭洹⒊鲁瘛⒊略Ｆ渲谐鲁裼涤械纳程铮酆狭继锊灰欢ㄉ系昧饲辏皇Ｏ碌娜Ф际枪倭牛堑奶锊婊堑滤峁┑模蚴枪兰剖郑渲行槭簧伲灰欢ㄓ心敲炊嗵铩Ｄ苡星О偾晖恋氐模谡銮宕彩欠锩虢恰�
清朝土地兼并情况，我们仅能找到一些局部的数据。根据栾成显先生编写的《明代黄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清初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的编审册，包括顺治八年（1651年）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个年度中“本甲各户现有耕地面积的详细产权纪录”（详见表1）。
＇（图略表1 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农户占地额分组表）资料来源：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从表1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户占有10～30亩耕地。这正是开荒的结果，大家都是自耕农，耕种一片力所能及的农场。这以后，农村便开始分化，占地10～30亩的中等农户比重渐减，而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数目增加。但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程度并不惊人。
五图三甲编审册的后续部分没有保存下来，无法获知土地分化趋势。幸而我找到了河北获鹿县的一套编审册，数据见表2。
＇（图略表2 河北获鹿县的土地分配情况（1725…1750年左右）数据来源：方行、经君健、魏全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从表2可以看出，土地所有权高度分化，大片土地变成差距不大的小块土地。大约1/4的户口没有土地，1/3的只有10亩以下的土地，大地主比较少，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
再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根据1919年的农商统计数据，当时的土地兼并情况也不严重。从全国的情况看，拥有土地不满10亩的有11829123户，拥有10至30亩地的有8281187户，拥有30至50亩土地的4959899户，拥有50至100亩土地的有3022101户，拥有100亩以上的有1456219户（详细情况见表3）。
（图略 资料来源：〔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第7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从表3可见，当时拥有100亩以上的地主极少，拥有10亩以下土地的农民太多，约占总数的四成。
此外，从理论上推断，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也不会太多，因为弟兄们平分家产的制度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细碎化”。由于家境富有者的儿子往往也较多（富人往往纳妾生子），所以每个儿子所分财产就不多。旧时有“好家产顶不住三份分”的俗语，就反映了这一情况。于是，地主很难连续几代都保持大量土地，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
农民起义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
认为土地兼并程度严重而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譬如说，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显然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按照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土地兼并所致（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白乐日：《中国文明与官僚制》；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
尽管没有东汉土地兼并的数据，但是，可以推断，当时土地兼并程度高的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兼并程度低的地方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为什么可以这样断定呢？我们不妨反推。郑天挺先生的研究显示（《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在清朝，岳阳、江阴、新城、金山等处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达地区，是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就是自耕农较少的地方，北方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土地占有的情形不同，相对分散，自耕农较多。由此反推，东汉的土地兼并情况与此大致相似。根据漆侠先生的研究成果，汉朝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方，基本在现在的河北、山东、安徽等地，而这些地方，按照我的上述逻辑推断，都是土地兼并程度少的地方。相反，我认为土地兼并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如陕西、河南，却极少发生农民起义。怎么知道陕西、河南等地是富裕区，河北、山东、安徽等地是落后区？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中的考证表明，现在的陕西、河南等地，是两汉的基本经济区，是最富裕的地方，而其他如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在两汉时期，远离基本经济区。由此可见，土地兼并程度与农民起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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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3）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灾荒所致。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止，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这里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说明。
——黄巾起义，就是因为瘟疫导致的。东汉末年短短30年间，史书上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12次，桓帝时暴发大瘟疫3次，灵帝时暴发大瘟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这些大瘟疫的严重性，从张仲景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写道，他的家族，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200多口人。然而，到了建安年间，不到10年就死掉了2/3，在这2/3里面有7/10是死于伤寒病。所以他悲愤万分，“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弃官从医，经过不断的努力，在传染病治疗上取得重大突破，并留下一部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在大瘟疫肆虐的时候，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借治病传教，秘密进行组织工作。10多年间，发展了数百万的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发动起义，自称“天公将军”。由于他们以黄巾缠头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江湖郎中”，以治病为号召，竟可以聚众数百万，与政府公然对抗，最后导致一个王朝的覆亡，这说明了当时公众对瘟疫的恐惧和无奈。
——唐朝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也是灾荒所致。从《旧唐史》的记载可以看出：“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于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
——明末的农民起义也与土地兼并无关。尽管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说：“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但是，在明末的农民起义中，江南和四川仍然是属于非常稳定的地区。看看《明史》、《明季北略》等书描述的农民起义原因，就不难看出，这次巨大的社会动荡的主要起因是天灾导致的粮食歉收。如《明史》的记载为：“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
土地兼并的历史功用
土地兼并现象确实存在，因为土地可以买卖。但是，它没有一些文人或学者所夸张的那样严重。前文的考证证明了这一点。
不可否认，有一些豪强掠夺农民土地的案例，但这是相对比较少的；大部分是自由买卖的结果。譬如，康熙帝在四十三年（1704年）因蠲免钱粮发出上谕：“蠲免钱粮，原为加恩小民，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他是说在农业生产劳动者中，30％~40％的人是自有耕地的，其余的人才是佃地的农民。这就是说，在18世纪初叶，自田自种的自耕农占到农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这个比例不小了，而绝对人口量就更大了。自耕农的土地，要么是继承的，要么是自己购买来的，不是掠夺而来的。实际上，从战国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