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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9部分

小寒资料集-第7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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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遣人问询,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王以此和氏璧赐之。旋昭阳在水渊畔大宴宾客赏璧,是时有人大呼:“渊中有大鱼!”众人乃离室临渊观之,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当时疑为门人张仪所窃,于是拘仪而严加拷问无果。张仪受此凌辱,怀恨在心,便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315),拜为秦相,乃游说诸国联秦背齐,复以使节身份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拘怀王,克郢都,尽取楚汉中之地,终于得报此仇。
后此璧为赵国太监缨贤所得,旋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秦昭王闻之,“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恐献璧而不得其城,左右为难。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献璧后,见秦王无意偿城,乃当廷力争,宁死而不辱使命,并以掷璧相要挟,终致秦王妥协,得以“完璧归赵”。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破赵,得和氏璧。旋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传国玉玺乃成。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自是,其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吴氏,夺玺。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实乃欲盖弥彰。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二十年,再传冉魏,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大业十四年(公元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
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祐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元朝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扑朔迷离,“传国玉玺”数隐数现,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皇帝亦淡出中国历史,更无所谓“白版”不“白版”矣。
六个朝代皆短命怪不得秦始皇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先后在南京定都。但奇怪的是,只要是在金陵定都的政权,无一例外的“短命”(明朝后迁都例外)。长期以来,解释这种现象并影响巨大的一个传说称,当年秦始皇东巡浙江经过此地,觉得金陵地形有王者之气,他怕后世有人来跟他的子孙争夺江山,便叫人掘断连冈,泄掉金陵王气。虽然只是传说,但这种说法在南京民间流传甚广。近日,南京古代史研究学者刘宗意表示,这个传说纯属讹传,南京的地形完全是天然形成的。
秦始皇泄王气的真相
古代风水术认为,掘断山脉改变地形,就能达到泄“气”的目的。刘宗意介绍说,唐《元和郡县志》说:“秦凿金陵以断其势,方山石垝是所断之处也。”唐《建康实录》说:“因凿钟阜,断金陵长垄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此说法在古代就有人曾提出质疑。
根据记载,在两百万年前,秦淮河就已经流经南京,并留下40米厚的泥沙沉积,非秦始皇所开。秦始皇“断方山”开秦淮泄王气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风水缺口早就存在
史书中所说的凿“钟阜”、堑“北山”、掘“连冈”、断“长垄”四个泄王气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刘宗意研究发现,其实,上述四处说的都是一处。金陵王气地形是从钟山到石头山(今清凉山)的山冈,这是古金陵的风水线。但是这里有一个过水缺口,玄武湖水从这里南下入秦淮,按风水理论,“王气”应该是从这个山冈缺口泄走的。不过,地质勘探表明,这是一个天然缺口,在几百万年前的地质时期就存在了。且古人早有名言在先:“兴亡是人事,山川空地形”,兴亡与否完全是人为因素决定的,跟地形无关,看来即使做了再大的手脚,秦始皇泄金陵王气之作为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秦朝时皇帝名号的由来及制度
“皇帝”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日:‘……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玉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由此可见,皇帝名号的确立,乃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产物。
为适应对全国实行强有力的统治的需要,除制订旷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外,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名位制度,以突出皇帝崇高的地位,保证皇帝权力的行使。所以,汉代因秦之名号,又作出许多修订和补充。在名号上“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在名位制度上又规定了许多新的内容,“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由于皇帝至尊地位的确定,凡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人也有了特定的尊号,如皇帝父母称“太上皇”、“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妻妾称“皇后”、“夫人”、“妃嫔”;子称“皇太子”、“皇子”:姑称“大长公主”,姐称“长公主”,女称“公主”;孙称“皇孙”等,形成了一整套专用的名号,并长期固定下来。
皇帝的名号制度还包括死后的谥号、庙号、陵寝号等,旨在维护皇帝尊严,突出正统并加以神化。
谥号是人死后按其生干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溢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早在西周时,谥号就已在贵族中普遍实行。秦始皇为突出帝王的尊严,不允许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指摘,下令废去皇帝之溢。西汉吕后当权时才加以恢复,规定帝王溢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从西汉至隋,帝王的谥号基本上是按古礼所载而定。如西汉孝惠皇帝,据《谥法》:“柔质慈民曰惠”,而“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当时的溢号基本上反映了帝王的一生功过,只是用词比较隐讳,字数也在一二字之间,不像唐以后那样多用推崇和恭敬的词语,字数也越来越多。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待起的名号。秦始皇自以为其统治可传万世,因此以世系为庙号。汉代恢复古札,以“祖”或“宗”为庙号,虽然还是按世系排定,但是,“祖有功而宗有德”,自称功德是建立庙号的标准,因此“汉之子孙,以为功莫盛于高帝,故为帝者太祖之庙;德莫盛于文帝,故为帝者太宗之庙”。西汉12帝,称祖或宗者仅5人,东汉13帝,称祖或宗者7人;两晋15帝,称祖或宗者7人。这种制度为后世因循,“自唐以来,诸帝庙号莫不称宗,而此义混矣”。
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的。开国皇帝之陵一般都称为“长陵”,而以后的皇陵则要依其生前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茂、义、康、显节、高平等陵。皇陵也有以地处命名的,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孙权的蒋陵等,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为皇帝建陵以后,还要在“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有时还要迁徙人民去居住,陵寝所在地逐渐变为县治,陵寝号变为县名,而其原有的意义则逐渐为人淡忘。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至高无上,帝王和王室大臣们极力要保持最高的尊荣,极力要对此最高一人的生前死后给予美化神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天下臣民闻而敬畏、望而生畏。名号制度则被用来作为加强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特定手段。
五大夫松
山东泰山东岳庙的五大夫松。五大夫松位于云步桥北侧的五松亭旁,又称“秦松”。据《史记》载,秦始皇登封泰山,中途遇雨,避于一棵大松树下,因大树护驾有功,遂封该树为“五大夫”爵位。
地址:qinla。com/article/qintuku/609。html
秦鎏金银盘
秦鎏金银盘
口径37厘米、高5。5厘米,1979年山东省淄博市窝托村出土。口沿背面所刻铭文“卅三年”,是指秦始皇三十三年,该盘可能是咸阳宫用器。
地址:qinla。com/article/qintuku/176。html
秦朝武士图
秦朝武士图
地址:qinla。com/article/qintuku/171。html
扶苏墓
扶苏墓位于绥德县城疏属山。扶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长子。贤良明达,颇得众望,始皇三士五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咸阳坑杀儒生460多人,引起扶苏犹虑,及时进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贬谪扶苏于上郡监蒙恬军。
扶苏墓呈长方形,长约30米,宽6米,高约8米,墓旁有扶苏祠,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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