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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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而破产，王右家不久病死，唐从此流落台湾街头，未久也惨死在台湾。张达民于阮玲玉自杀后，虽仍诉讼唐季珊，但不了了之。他在社会舆论及众人指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上海。1938年10月15日因患疟疾不治而死于香港。
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存在疑问，第一是阮玲玉确实是当时著名的影星，但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社会地位相当不高，在自杀之前写“告社会书”，有一些不可能；第二，阮玲玉生前，唐季珊用情不专，曾经还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达民，是骂张达民的。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唐季珊的，第一句话就说：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再者，大家现在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给为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电影公司对她的“冷遇”所带来的心理的一种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难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种男人无耻无能，本不足道。第二种男人是不被粉饰的商人，他也许从未有过白头到老的许诺，但他懂游戏规则，能给的与不能给的从来泾渭分明，赤裸却没有欺骗。第三种男人最可怕，他们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刀还远没有架到脖子上已经蔫了，事后却会说“容忍比自由更伟大”（原胡适语）。他们比第一种人要脸，又没有第二种人的家底，靠自己奋斗积累一些名望立足社会。时时以正人君子之态教化儿童，最具欺骗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边的赫鲁晓夫。试想当日蔡与阮若能私奔远去，就可保住知己红颜，难道会遭万人唾弃或是失业饥馑？后人看来却是一段传奇佳话，起码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人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知道荣誉是个累赘，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气，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锋芒毕露杀身祸
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叫做宋公园，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镌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样，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四周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上10时，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突然被冷枪击中，连中三枪，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2岁。此案一时震惊中外，史称“民国第一案”。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882年，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并于第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在这里，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就是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被选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举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只设大总统，不设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在宋教仁的倡导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国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法规，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袁氏专权。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于铁路建设。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只有宋教仁还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让仇鳌等人创办《亚东新报》，以利用宣传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论文。
可一心想要复辟的袁世凯一上台，就不断破坏责任内阁制。他不经国务总理的部署便自行发布政令，不断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准则。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7月上旬宋教仁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8月25日，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此时，孙、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就是宋教仁。
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1913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
宋教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谭人凤曾一语道破个中厉害，“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
袁世凯极力拉拢宋教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
